任国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等职，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足迹踏遍北京、沈阳、哈尔滨、上海、青岛、唐山、太原等地，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在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中共奉天党支部，他为首任书记，领导沈阳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

北大学子 投身革命

任国桢在家排行老四，虽说家境贫寒，但父亲还是节衣缩食供他读书。任国桢1914年考入安东县（今属辽宁省丹东市）立中学。他为人诚实，爱主持正义、打抱不平，颇受同学们的爱戴。

1918年暑期，任国桢考入北京大学，先在预科学习2年，后转入本科俄文系。任国桢在北大俄文系主攻俄文兼学德语，给他上俄语课的是一位俄国女教授，教授中文的是鲁迅先生，这两位教授给他的启发和影响最深。他曾对同学们说：俄文比英文更难学，俄文严格死板，要想在短时间内学好俄文，非下一番苦工不可。他在勤奋攻读俄文的同时，还去旁听国文课，听刘师培的金石学和钱玄同的音韵学等；每日课余，除了在校园里散步，就是在图书馆里看书。他特别爱看新书，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表的文章，尤感兴趣。他很注意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凡是本校和国内外学者名流的讲演都去听，听完以后，总要思考一些问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任国桢成为积极分子。他的同学董德芳后来回忆说：

子卿（任国桢字子卿）和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不论住在宿舍或公寓，都是在一个房间。他参加这次运动态度积极而勇敢，诸如讲演、游行或到总统府请愿，阵阵当先。兹举二例以揽其它：“五四”打倒卖国贼一役，当我们大队冲到赵家楼曹贼住所时，曹家闭门不纳，学生义愤，乃破门而入，子卿一马当先闯进，我站在门外呐喊助威，不久院内起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到一个月后，“六三”一役，我校同学约定每天分组出校讲演，子卿自报奋勇，第一天参加一个小组出校活动，当时街头布满军警，状极可怖。子卿出校后果被捕，押解在北大第三院内，我去给子卿送行李，不料也不让出来了。到了第三天，全国罢课罢市，曹、章等贼都被罢免，街头军警都撤了，把守北大第三院门的警察也不见了，被押的同学才得出来。

1920年秋，任国桢打算去俄国留学，因家中无力供给留学费用，未能成行。后来在俄语教授的帮助下，与俄国大使馆建立了密切关系，经常到俄国大使馆阅读俄文书刊，埋头攻读马列主义和俄国文艺，如有心得便写文章向俄国报刊投稿，每月还能获得一些稿费，弥补学费的不足。1921年夏，鲁迅先生担任《晨报副刊》主笔，任国桢经常向《晨报》投稿并协助鲁迅校订文稿、翻译小说等。

在鲁迅的影响下，他非常关注苏俄文学事业的发展，尤其关心苏俄文艺大论战的情况。大约从1923年起，他开始搜集发表在苏联报刊上的有关文艺论战的文章，到1924年下半年选择出论文三篇，并将三篇译著辑成《苏联的文化论战》一书，请鲁迅校订并撰写《前记》。此书大约于1925年四五月间定稿，1925年秋由鲁迅交付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对这本书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前记》中说：“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择论文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极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

在北大学习期间，任国桢在李大钊等人的引领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国桢从北大俄文系毕业后，本来可以做一名翻译家、报社的编辑、作家等，但1925年夏，任国桢还未等到参加北大的毕业典礼，就投身到了革命活动中。

建立中共奉天支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任国桢被中共北京区委派到奉天建立党组织，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

这时，奉天已经掀起了声援“五卅”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6月10日，南满洲医科大学、南满中学堂等十三四所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罢课游行，齐赴省公署请愿，提出通电援助和慰问上海学生团、募捐救济、与英日经济绝交、请政府严重交涉、开展示威运动等5项要求。6月11日，南满医科大学120名中国学生宣布退学，并发表退学宣言。接着，日本人设立的同文职业学校学生宣布退学，并发表退学宣言，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在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面前，奉系军阀当局极为惊恐，下令学校全部停课，提前放暑假，学生一律回家，并派大批军警对学校进行监视、警戒和巡逻，疯狂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就在这时候，任国桢来到了奉天，住在大南门里路东一家南纸店里。他经常到附近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青年会报刊比较全，有上海、北京和东三省的各种报刊，其中有《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由于张学良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名誉会长，阎宝航是青年会总干事，经费很充足，这里聚集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任国桢在这里认识了苏子元、高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

“五卅惨案”发生后，高子升、苏子元拜访了任国桢，当时苏子元等人并不知道任国桢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他是中共北京区委派来建党的，只是朋友关系。在交谈中任国桢说应在奉天组织青年学生支援“五卅运动”，进行反帝斗争。苏子元介绍说：“奉天以前没有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更没有工人组织，而商会、教育会是不肯干这件事的。但是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活动的学生中，有不少爱国青年。在参加‘文学研究会’的学生中，有不少同情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为支援‘五卅运动’，开展反帝斗争，有可能将奉天各中学以上的学生组织起来。”

任国桢听后很高兴，商议后决定他们分头到各学校进行联络，因苏子元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能够广泛联系青年，他首先到小河沿医学院找了几名进步青年，其中有高启福、吴执中、白希清等，又通过吴、白两人和其他学校串联，6月5日各学校学生代表在小河沿医学院开会，筹备成立奉天学生联合会和支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任国桢通知中共党员吴晓天参加学生联合会，吴晓天代表全国学生联合会指导奉天学联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后，于6月10日奉天中学以上各校学生齐集在小河沿医学院，进行请愿和示威游行并高喊“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捐助死难工友”“收回治外法权”等口号。当时，奉天省公署惊慌失措，最后，把阎宝航请出来，让他劝说学生不要搞运动，有什么要求由他向当局转达，学生代表与当局谈判，阎宝航为调停人。谈判的结果：当局答应成立奉天学生联合会；允许学生募捐支援上海被打伤的工人，但不允许学生游行示威。省公署怕学生把事态扩大，下令通知各学校提前放暑假。

针对反动当局提前放暑假的阴谋，任国桢决定将计就计。借当局通知各学校提前放假这个机会，任国桢和吴晓天找到苏子元商量，认为应进一步把奉天的学生组织起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苏子元提出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办暑期大学。

参加暑期大学的不仅有学生，还有经常到青年会活动的小学教员和各界青年。阎宝航任校长，教员有5个人，分工是：任国桢讲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等课程，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吴晓天讲学生运动；陈日新讲社会主义史；安怀音讲新闻宣传；苏尚达讲费边合作社。

暑期大学结束后，为了继续推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党、团积极分子，任国桢和吴晓天就把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革命同志会”，在他们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党小组。当时入党的有高子升、吴竹邨、郭纲等，入团的有苏子元、李正蔚、张光奇等。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基本成熟，中共奉天支部于1925年9月初成立，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书记为任国桢。

领导罢工被捕入狱

1925年9月，为了加强哈尔滨的组织力量，党把任国桢派到哈尔滨工作。他到哈尔滨后住在十四道街，以编辑《东北早报》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几个月以后任国桢被捕，关押在吉林监狱。1927年2月出狱后，党组织又派他到奉天接替杨韦坚任奉天市党支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这时奉天党支部的办公地址秘密设在一家名叫老精华的眼镜公司的二楼。

此时，任国桢的身体很虚弱。在恢复和发展全市基层党组织的过程中，任国桢东奔西走，到基层党组织搞调查研究、找党员谈话倾听意见，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位于奉天火车站附近的老精华眼镜公司与小河沿一带的奉天医专和兵工厂相距十几公里的路程，任国桢到那里去与基层党组织和分散的党员接头，都是步行前往，以节省组织上的活动经费。

这一时期，党组织在奉天的力量已有所增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农民运动都已列入党的工作日程。许多在日本资本家工厂做工的中国工人，为反对虐待，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相继举行多次罢工斗争。特别是1927年5月，党领导的奉天制麻株式会社机织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首先举行罢工，经过10多天的斗争，迫使日本资本家不得不答复工人的要求。但狡猾的日本资本家并不甘心，他们伺机图谋报复，在发放工资时派警察借故逮捕了罢工首领祁长详。

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全体工人怒不可遏。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继续坚持斗争，罢工一直持续了27天，日本资本家终于让步，答应工人的要求，释放了祁长详，斗争取得了胜利。事后，敌人侦知这次罢工和任国桢有关系，于7月间从老精华眼镜店将任国桢逮捕，押解在日本警察署，后引渡到奉天商埠警察局，再转送奉天督军公署军法处，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

针对此段历史，任国桢的儿子任为曾回忆：

后来听大人们说，父亲于1927年5月在奉天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制麻株式会社600多名工人举行的罢工，后来被日本警察署逮捕入狱。同时与我父亲一块被捕的有奉天支部委员杨志云，他们在狱中遭到日本人的残酷刑讯、拷打，可是他们为了保守党的机密，顶住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拒不招供。当时，社会上爱国人士傅立渔先生到处声援，说这几名被关押的只是爱国青年，没有其他政治色彩，应予以释放。日本人迫于社会舆论和知名人士的压力，于1927年7月间将我父亲引渡给中国奉天当局军法处，关押在小西门第一监狱。在狱中，党组织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用金钱买通了典狱长王忱；我堂兄任福德（又称任伯）在奉天读书，多次到监狱探视我父亲。经过多方活动，使我父亲在狱中得到一些自由，脚镣被摘除，并安排他教王典狱长的儿子学国文，杨志云负责教武术。有时还能看到一些从外面弄来的进步书籍和报纸，伙食也略有改善。为了早日回到组织的怀抱，我父亲在狱中写了一份呈文让我堂兄任伯带给他北京大学的同学安仲志转交有关部门，争取社会各界的帮助。这时发生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为父发丧，特赦政治犯，同时迫于社会各界舆论压力，当局于1928年夏将我父亲和杨志云一起释放。父亲回老家只住了三个月，接触了一些安东地区的工人代表，帮助地方筹建了党的组织。不久，被省委调走，一去就再无音信。

铁骨铮铮，坚贞不渝

任国桢的工作调动十分频繁，但只要党一声令下，他二话没有，打起行李就踏上征程。此后，中共满洲省委派任国桢到上海中央干部培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又辗转山东、山西等地为党工作。

1931年10月，党分配任国桢为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当时山西党的组织为特委，属河北省委领导）。临行前，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找任国桢谈话，向他说明山西党的组织屡遭破坏，那里急切需要去人帮助恢复和健全组织，开展党的工作。重任在肩，使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能有半点迟疑。他在北平（今北京）告别了妻子和不到周岁的小女儿，只身一人奔赴太原。

山西省是军阀阎锡山的老窝，阎锡山为了筑牢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实施反共政策，疯狂捕杀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太原处于白色恐怖当中。

任国桢到太原后，不顾个人的安危，继续积极工作。一天，设在典膳所八号的中共山西特委机关，又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清共委员会破坏，逮捕了河北省委派来山西工作的陈伯英等人。陈伯英被捕后很快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山西党团特委和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名单。随后，便带领特务到旅馆、车站、兵工厂等处搜寻，逮捕了任国桢和山西特委领导人阴凯卿、刘天章和共青团特委委员于澄波、共产党员杜文卿、高顺喜等人。

任国桢在敌人的心目中是上边派来的一个“大共产党”，逮捕了他，满以为会得到共产党更高层的机密。可是，事与愿违。几次审讯，敌人都没有从任国桢那里得到任何一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敌人只好把叛徒陈伯英叫到堂上，与任国桢对质。可是，叛徒在敌人面前，只能说出任国桢是河北省派来山西的党的负责人，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任国桢怒斥叛徒说：无耻的东西，人民早晚会向你清算的！

敌人看到叛徒这张王牌已经无用，便对任国桢施用各种酷刑，进行摧残折磨。然而，任国桢在各种难以忍受的酷刑下，却是铮铮铁骨。

敌人的一切阴谋手段都失败了。1931年11月13日（亦有12月中旬和11月21日的说法），山西临时特种军事法庭判处任国桢、阴凯卿、刘天章等人死刑，并在太原小东门外将他们杀害。（田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