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位老红军吧？”儿子年幼时，曾指着老家大厅里摆放着的那张军装照，向我问道。儿子口中的“爷爷”，其实是我爷爷的哥哥李子芳，我称呼他为伯公。

伯公牺牲得早，他的故事我大多是从奶奶和父辈口中得知。从小到大，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位英雄。

伯公是我的英雄，也是大家的英雄。上个世纪50年代，热播电影《上饶集中营》里那位名叫“钱子英”的归侨烈士，就是以他为原型。我们村原本叫岑兜村，电影播出后，大伙儿便想着为村子改名，以纪念我们的英雄，传承英烈精神，这也是“子英村”这一名字的由来。

李子芳故居

后来，我们村又是腾地又是自发筹钱，在村里建起了李子芳纪念馆。在石狮市区，有一条繁华的主干道，名为“子芳路”；石狮市委、市政府还在江西的上饶集中营旧址捐建了子芳亭……伯公李子芳在石狮家喻户晓，他的精神早已融入这座城市。

太爷爷早年在菲律宾做生意，伯公和我爷爷出生时，家境殷实，条件优渥。伯公在年少时前往菲律宾，继承了太爷爷的部分家业，本可衣食无忧，但就在1927年，他选择归国求学，在泉州培元、晋中、黎明高中读书并参加学生进步活动。1932年5月，伯公在漳州石码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中，他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1年，皖南事变突围时，伯公不幸被俘。1942年5月被杀害，牺牲时年仅32岁。

李子芳

伯公自幼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在漫长的长征途中，任职于军团政治部组织部的伯公，就经常利用行军作战空隙教战士们认字、学习文化，宣讲马列主义。后来他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110部长”，原来，具有广博学识和较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伯公在一次军队理论学习考试中得了110分。那时邓小平在总结中说：“陈赓、李子芳同志成绩最好，都得了满分，另各加10分，以资鼓励。”

1937年七七事变后，伯公奉命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项英直接领导下，为新四军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领导下，组织部的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1939年7月，他还参与主持在皖南举行的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党组织情况的报告。

他作为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具有优良素质，凡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总能想方设法完成。不论在行军途中，还是在部队驻地整训，他都不顾疲劳，到一线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走到哪里都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从来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当时他地位相当高了，但是他来时没有警卫员，自己打背包，生活很朴素。”叶飞上将曾回忆道，“在我的印象里，他特别朴素，特别能吃苦、表现特别突出，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给我印象很深。”

李子芳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上作报告

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关心同志，知人善任，许多同志喜欢找他谈心，谈入党，谈个人问题……他始终耐心倾听来访者的讲话。他常跟部里的同志们讲：“组织部是干部的家，我们要为他们服务好！” 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所领导的组织部也被称为“干部们的家”。

开国将军、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汤光恢在《党的优秀干部李子芳同志》中深情地回忆起伯公：“当时，新四军是个新建单位，人简事繁，百废待兴，而身负重任的李子芳同志，总是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着……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的实际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建树和成绩，这与李子芳同志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认识伯公的人，无不敬佩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和朴实诚恳的品德。时任红一军团青年部长的萧华将军，曾评价伯公就像是一根旋紧了的发条，有一股永远也不停止摆动的精力。

常年的操劳使伯公几次患病。1940年冬天，他肺病加重，又患上急性阑尾炎，被送进医院开刀。

不料，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伯公的伤口未愈，只能由担架抬着走。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想让他先撤退。

“同志们都在前面战斗流血，我怎么能只身撤退呢？我是组织部长，应该和部队在一起。”伯公再三坚持留下来。后来，他还按照部署组织进行了突围战斗，他勉励大家“突围出去，不管情况如何，对革命不要灰心丧气”。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经过七昼夜的艰苦奋战，我军仅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伯公也因体力虚弱，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1941年7月，伯公被押到了上饶集中营的石底监狱。

在狱中，伯公仍然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时，国民党52师师长李秉哲亲自审问他：“你是组织部部长，只要按照我们的条件办事，别的什么事情都好说。”

“我个人的问题不必谈，你们的所作所为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把枪口对准谁呢？”伯公说，“要我当叛徒，绝对办不到，要命有一条！”

在这里，伯公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同志们进行联络。他告诉战友们：“我们绝不屈服，不是坚持到胜利，就是战斗到牺牲。”伯公在狱中组建党支部，领导同志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一次又一次挫败敌人的阴谋诡计。

位于上饶集中营旧址的子芳亭

194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向石底监狱伸出了血腥的黑手，伯公惨遭毒手，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留下遗诗：“铁军战士不弯腰，岂能怕死去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斯人已逝，伯公李子芳的革命故事和不屈精神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为了缅怀追思伯公，体会伯公革命历程的艰辛，2019年，我的伯伯李国雄已近80岁高龄，寻着伯公的足迹，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重走了长征路。那时，他选择从最北的甘肃省陇南哈达铺开始走。几年时间里，分别去了陕西、贵州、宁夏、甘肃、四川和云南等长征经过的省份，逐一寻找长征旧址，一路走一路问，一路寻找一路感受。

伯伯告诉我们，他登上了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找到了固原七营镇，那里有个赵家堡，是伯公当年参加培训班的地方。

1937年10月，李子芳（左一）在延安抗大三期五队学习时留影

伯伯说得最多的是赵家堡。“在长征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仍然严于律己、勤奋学习，令我钦佩又自豪。”其实，伯伯何尝不是如此呢？身为高级工程师的他和伯公李子芳一样好学、严谨。

早在出行前，他就认认真真做了功课，身体力行，给我们这些后辈做榜样。伯伯说，当时伯公李子芳已经是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可是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办公桌，“床”是由两张椅子上面搭一块木板组成的。我们族人也因此对艰苦革命岁月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更加明白革命精神的珍贵和伟大。“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要像他一样，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这是伯伯对我们的叮嘱。

信念传家，传承就是最好的纪念。长辈们说，以前伯公常在书信中提及要家人重视教育，把孩子们培养成对祖国有用的人。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在基层派出所工作二十多年了，我秉承祖辈遗愿，牢记父母的叮嘱——“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这身警服”。

如今，我的儿子已在念小学，我不时把祖辈的这些“老故事”讲给他听。兴许是心里的种子慢慢发了芽，在作文里，他深情地提及我们的家族故事。他开始意识到，“伯公”不仅是位老红军，更是家族里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口述人：李炜猛（李子芳侄孙，供职于晋江市公安局青阳派出所）

整理人：陈伟鹏、谢艳、占婷、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