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晚年还常出现在北京街头。他脖子上挂着U盘和PDA（掌上电脑），肩上背着双肩包，常去位于美术馆东街22号的《读书》杂志编辑部“约会”。那里有一台复印机，他称它为“复小姐”，那是他的“情人”。

他要带着U盘去找那个“情人”。U盘里装着他在网上寻来的文章，他一开印，其他人的复印得往后排，打印纸和墨盒，因为他的到来而需要频繁更新。

离开时，他的双肩包总是被塞得鼓囊囊的。有时，包里还塞着他在旧书市场淘来的书。这些文章和书，不久后就会出现在一些朋友的信箱或所在单位的收发室。这好似家常便饭，沈昌文下雪也送，这种上门服务很多友人都享受过，费孝通的助手张冠生多年来积攒了几十本。

退休后的20余年里，沈昌文一直坚持这样在北京城转悠，早些年胯下总是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后来自行车骑不动了，他就坐着公交车或者步行，一边听邓丽君的歌，一边在京城四处游荡。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读书》杂志编辑部是在2020年10月底，那时他已经被确诊肝癌晚期。

用草鹭文化董事长、真格基金创始人王强的话来说，沈昌文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邮差，无数件装着思想和文字的包裹得以经他的手踏实地传递给每一位如饥似渴的中国读书人。

那些文字印在自1980年3月至1996年1月的100多期《读书》杂志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书里。沈昌文是那个时代的《读书》杂志的主编、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这个最高上到初中一年级的老者，被认为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是如今这个“邮差”再也没办法亲自送那些“包裹”了。2021年1月10日，女儿发现，90岁的沈昌文在睡梦中辞世。半个多月里，文化界关于他的哀悼与追思一直在持续，人们怀念他主持的《读书》和三联书店，以及那个时代。

他1980年4月起担任三联编辑室主任，兼《读书》杂志负责人，1986年1月1日成为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第一任总经理，直至1992年12月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居二线，但继续任《读书》主编至1996年1月1日退休。

王强把《读书》杂志比作一个交换思想的集市，“这个集市充分体现了一种自由的东西，体现了一种自由、美、高尚道德”。“在当代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上，在当代中国精神发育和公共空间建构上，如果只能评选一本杂志，无疑首推《读书》。”史学家雷颐说，《读书》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启蒙刊物，一个风向标。

有人评价沈昌文的一生是“为了书籍的一生”，他却时常自嘲是“学徒工”“书贩子”。其实他的人生，要远比任何人的述评复杂。

沈昌文生于1931年的上海滩，家道中落，自幼失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考进人民出版社。“文革”期间全家被迫下放至湖北咸宁农村，经历数次风波后，从校对员起步当上主编、总经理。退休后，他迎来自己出版生涯的“黄金时期”。

沈昌文曾说过：“我这一生做人，就是在温和地奋斗。它不是非死即活的。求生存、求发展，人都必须要温和地奋斗。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

他自称“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 “我们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复杂的年代里，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因为一己之无能，才能联络到那么多能人，把这么一个其内容远远超过我们知识水平的杂志，有声有色地办了恁多年。” 沈昌文说。

“我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自己不说让人家说。” 沈昌文将办《读书》杂志的经验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无我。在杂志编辑部，除了主编沈昌文的出身是银楼学徒工外，编辑队伍里还有当过油漆工的、开过卡车的，稍微强一点儿的是当过“工农兵学员”的，没什么学历与专业知识。王蒙曾经评价，这是《读书》杂志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

沈昌文办过读书“沙龙”“俱乐部”，后来，从电视厂售后服务的广告得来灵感，活动改名为“《读书》服务日”，每月一次，没有主题，不限形式，租个咖啡馆，摆十几张桌子，读者、作者花三两元买某个一起闲聊的下午，编辑活动其间，讨教主意。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就是在喝咖啡时聊出来，后来成文发表。

活动地点有时是东四附近的点心店，有时是朝阳门外的冰激凌店，或者咖啡店。王蒙每月必去，语言学家吕叔湘也来参加过。有商人“谈得高兴，临行掏出支票，说今日全由他付账”。

沈昌文还爱组织饭局，这是他联络作者的“法宝”。他带王蒙吃过大闸蟹，带郝明义吃过臭豆腐，带陈冠中吃过洄鱼，带许纪霖喝过豆汁。饭局也就成了他约稿和聊出版选题的地方。

朋友们称他为“饭局局长”。他因此引来过批评，但靠着“吃”，他征服过不少文人。李泽厚、金庸、罗孚、秦晖、钱理群等都曾出现在他的饭局上。

他也确实爱吃，尤其是红烧肉。他负责《读书》杂志时，编辑部常有红烧肉的香味飘出来，当然，也有啤酒、咖啡，它们一起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部里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

“编书犹如下厨。”他年轻时常开玩笑：“想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再传递给读者。他喜欢把认识的不认识的拢到饭桌上，让他们彼此认识、交流，甚至争论。很多人都成为他的作者。

上世纪80年代，在这本不大的杂志上，他们探讨不准用“？”的生活，谈论中国女性的问题，思考商品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去向。那些作者的一篇篇文章又经《读书》编辑部汇集成刊，变成一个个“思想文字的包裹”出现在全国各地读者的手上。

这样的包裹曾寄到内蒙古一个离退休的老头特吉斯手里，让他不再是那个“闭目塞听的可怜虫”。他从1983年就开始订阅《读书》。在1996年元旦写给《读者》编辑部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买到《读书》介绍的好书《顾准文集》，他寻遍呼和浩特的大小书店。亦有身处国外的读者，在国外图书馆遍寻无果，回国后带着几本杂志出国，杂志在朋友间流转。

1981年，在一次饭局上，华裔作家韩素音向沈昌文介绍了《第三次浪潮》，并随后寄来一本英文本。沈昌文先找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了部分章节在《读书》连载，那些内容立即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

1984年，该书公开发行。钱学森专门写过评《第三次浪潮》的文章，指出“书中提到的电子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沈昌文看来，那些年他经手出版的书中，最有名的是美国作家房龙的著作，尤其是《宽容》。沈昌文在《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中回忆道：“几经研究，我觉得他的《宽容》最符合当前需要。我们多少年来，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年头，受的教育都是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当然要改变，要提倡宽容，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更自由、更多生机和活力。”

这本1985年出版的书影响很大，吕叔湘后来专门夸赞过沈昌文，“这题材选得好”。沈昌文去世后，有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父亲带他去汉口的书摊花2.05元买下《宽容》的那天，父亲说：“这是好书”。

“一个没有自己专业、没有特定立场、没有特别固执的角度的人，也许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主编，恰恰能够开出一个百花齐放、自由争鸣的杂志。”1986年就开始成为《读书》作者的葛兆光说，沈昌文没有偏见，这是他最大的好处。

那时，经沈昌文手出版的书还包括瓦西列夫的《情爱论》、杨绛的《洗澡》、蔡志忠的漫画、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年出版杨绛的《洗澡》时，沈昌文被问“属于你的分工范围吗”，出金庸的武侠小说时，武侠小说尚在限制出版之列，还有“毒害青少年”的罪名。但这些问题都被沈昌文化解了，他说《洗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很强的人文思想”，最后出版方案都被批准了。这也是出版人陈昕觉得沈昌文最令他敬佩的一点，“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冲破重重阻力，想方设法出版好书、办好杂志。”

在出版界干了一辈子，敬重沈昌文的人不少。他把多年积攒的人脉和和五花八门的京城餐馆都放进脖子上挂着的PDA里。他曾形容自己的晚年生活就是“做媒”，有媒体记者找到他，寻找某位作家的联系方式，他立刻找到就给。

暮年，沈昌文送走了许多人。一起张罗“思想操练”的费孝通、吕叔湘、金克木、许国璋、陈原、范用……他组局的机会越来越少。

73岁的时候，他说自己的思维已经衰退了，但肠胃功能还很好。他还是愿意参加年轻人组的饭局，每天和有学问的人一起吃喝。有时候，免不了带几本从旧书摊淘来的书，供朋友们挑选带走。

晚年，他最常待的地方是西总布胡同里60余平方米的“书房”。《文汇报》编辑陆灏去过那里，在那些被沈公的藏书摆满的房间里，陆灏见过周建人为沈昌文题的一幅字，写着他哥哥鲁迅的诗：“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孑遗。小补之哉，乌乎噫嘻？”

上个月，陆灏得知出院后沈昌文胃口一直不太好，就给他寄去醉蟹和秃黄油，这是沈昌文最爱的家乡味。确诊肝癌晚期后，沈昌文在医院没住几天，就闹着要出院。虽然他那时耳朵已不大听得见，胃口也不怎么好，但出院后，又像好人一样开始工作，每天忙个不停。

陆灏问沈昌文的女儿：“老沈最后几天说过什么？”

“他说对你的醉蟹最喜欢，我晚饭时给他夹出一只，他就乖乖地问我，喝一个啤酒吧，有螃蟹，其实他已经不大吃饭了，但能吃完一只蟹。最后一天是周六，从白天就迷糊，像是在微醺状态下，我用按摩锤敲打他后背，他一副舒服的样子。”他女儿说。

胡同里的邻居最后一次见沈昌文是2021年元旦过后，他照旧背着双肩包去书房，独自一人。

书房里的书堆得很高，他在那里上网，看书，或者听邓丽君的歌。透过书房几扇朝南的窗户，看得见泛黄的旧书积在阳台，冬日斜阳洒在某酒家的手提袋上，几支毛笔静静地挂在朝北窗台的笔架上。这在那栋红白相间的小楼里算得上显眼。只是，如今那些旧日的纸与笔再也等不来它们的主人。（见习记者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