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苏培成，1935年生于天津。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59年分入该专业的语言专门化，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古代汉语。1965年北京师范专科学校解散，被分配到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做语文教师。1978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1988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9年退休。1998年至2006年担任两届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包括标点符号应用研究、现代汉字研究、语文现代化研究、汉语辞书研究等。发表文章600余篇，撰有《现代汉字学纲要》《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等专著，合编《新华大字典》《新华多功能字典》等辞书。

1951年，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撰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那一年，16岁的天津中学生苏培成因病在家休学，每周两版的《语法修辞讲话》强烈地吸引着他。从此，苏培成迷上了语文。

195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把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无论在哪个单位工作，苏培成都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学习、研究语言文字。

“祖国70华诞”为什么不对？有人写“钱锺书”，有人写“钱钟书”，孰是孰非？《现代汉语词典》应该收录字母词吗？应该如何看“菜鸟”“拍砖”“有木有”这些网络词语？苏培成关注语文规范化，倡导语文现代化，随时捕捉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既有细微的观察，也有系统的思考，既在学界引领前沿研究，也通过大众媒体普及语文知识，结出累累硕果。

语文研究，终身事业

在北大求学的五年，苏培成聆听了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等多位学术大家的课程。他回忆，王力先生给1957级本科生讲授古代汉语，设计了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新体系，并且编出了一个学期的讲义，课前发到学生手里。上课是在北大一教的101大教室，旁听的人很多，走道上都站满了人。王力先生知识面很宽，讲课非常严谨，新体系的教学效果很好。后来，王力先生应教育部之邀主持编写古代汉语教材，就是以这部讲义为基础。

1959年，北大中文系1955级和1957级两个语言班着手从事“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的研究。这个课题是两个班同学的共同项目，55级是学长，57级是小弟弟，57级听55级的。55级班长是陆俭明，学生中很多日常工作由他具体负责，但是很学术上的问题还是要求教于老师。于是，中文系指定朱德熙先生和高名凯先生辅导。苏培成参加的是副词组，编写了数十个词条。后来同学们毕业了，这个课题就由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的老师和助教们继续打磨。课题成果《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于198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社会反响很好，成为汉语学术界虚词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当然，苏培成他们当初都是大学生，学术能力有限，为该书所作贡献也有限，但他们在编写过程中接受了学术研究的训练，初步接触到了语言学的学术门径。

苏培成在北大读书期间，正赶上社会大变动。为了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57级学生有一个学期到京西城子煤矿半工半读，还有一个学期到十三陵公社黑山寨大队种地，以至有的课程没有学完。但是，北大五年学习和劳动的经历对苏培成的思想和业务都有重要的意义。在思想上，他走出了个人的小圈子，自觉地将自己的成长与国家社会发展建设融为一体；在学术上，不仅打下了语言文字学坚实的基础，养成了严谨求实的学风，而且坚定了把语言文字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的决心，不放弃、不抛弃、不动摇。

经历坎坷，初露锋芒

1962年，苏培成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又从教育局分配到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教授古代汉语。那时，他下决心把古代汉语作为自己发展的方向。可是，1965年北京师范专科学校解散，苏培成被安排到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简称女八中）做语文教师。凭借丰富的文学和语言学积累，苏培成的课堂内容丰富生动，富有吸引力，让不少学生喜欢上了语文课。

“文革”后期，学校教学秩序逐渐好转，苏培成就抽空做学术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北京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一套“语文小丛书”，很受社会的欢迎，就想为这套丛书写一本《怎样使用标点符号》。他花了不少时间搜集例句、归纳用法，写成了5万字的书稿。1974年，该书作为“语文小丛书”的一种出版，第一版就印了50万册。那个年月出书没有稿费，出版社送给他120本书作为回报。2017年，《怎样使用标点符号》又作为“大家小书丛书”的一种增订再版。这本书可以看作是苏培成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苏培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写了求职信，很快就收到答复，同意接受他来所工作的申请。但向北京女八中提出工作调动的请求时，却遭到拒绝。苏培成只得一边钻研学问，提高研究水平，一边等待时机。1978年，北京市为了培养中学教师成立了北京师范学院分院，需要教师，有人推荐了苏培成，北京市教育局经过考察，同意将他调入分院中文系。因为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也隶属北京市教育局，同属一个系统，所以调动比较顺利。在分院，苏培成负责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也开展学术研究，编写出版了《现代汉语语法基本知识》等专业性较强的书籍。

1979年8月，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修订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苏培成马上买来了修订本，并与初版本进行比较。他想弄明白都修订了哪些例句，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比较后他发现，多数例句的修改是必要的，也十分妥当，但也有个别例句修改后与要用来说明的语法问题不够贴切。苏培成把这些不够贴切的例句抄了下来，加上自己的分析，寄给了吕叔湘先生请求指导。1979年12月6日，吕先生给苏培成写了回信，信里说：“得手教兼示《讲话》新版错误，感佩无已。已转告陆俭明同志赶制勘误表送出版社，请释念。拙作措语时伤苟简，致劳寻绎，甚用歉惶。敢请严加批剔，倘有高见，不吝赐示，亟盼亟盼。”（见《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109页）吕先生的复信，给苏培成极大的鼓舞，他教学科研热情更高了。

重返北大，如鱼得水

机遇总是降临给有准备的人。198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遵照上级指示开办文秘专业，可是中文系的教师无人愿意改行承担这项新的任务，只得外调。这时有人推荐了苏培成。中文系领导班子认为他比较适合做这项工作，苏培成当然也愿意重返北大。可是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不肯放人，最后北大人事处处长亲自出面交涉，苏培成才于1988年春天重返北大。有人问苏培成对重返北大有什么期待，他回答，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感到压力很大。与在中文系里工作了几十年的教师相比，自己的学术基础较薄弱。只有刻苦努力，才能胜任工作，有望做出点成绩。重返北大以后，苏培成在语言文字研究的多个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1980年，周有光先生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提出建立现代汉字学的主张。周先生的观点首先受到关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者的响应。有些高校陆续开设了现代汉字学课程，也出版了现代汉字学的相关教材。1994年，苏培成经过精心准备，出版了《现代汉字学纲要》。该书虽晚于之前同类的现代汉字学教材，但书中有许多他个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96年，苏先生又以“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为题申请国家“九五”社科基金，获得了批准。经过5年的爬罗剔抉，刮垢磨光，45万字，600多页的《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学研究》终于在2001年出版。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现代汉字研究史的专著。而在2014年，《现代汉字学纲要》已经出版了第三版。对此，苏培成感到比较欣慰，因为说明这本书对社会还是有用的。

苏培成的现代汉字学研究，提出了不少与以往学者不同的新观点。他将现代汉字从来源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古传承下来的字，例如“江”“河”，另一类是现代的简化字，例如“书”“专”。有的学者主张前者按照传统的六书分类，“江”“河”是形声字。后者按照简化字来分类，“书”“专”是草书楷化字。苏培成认为，现代汉字不需研究汉字的来源，只需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应用。从现状和应用说，“江”“河”“书”“专”都是现代汉字，应该按照统一的标准分类。因此,他提出了现代汉字的“新六书”：独体表意字、会意字、形声字、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记号字。

以“新六书”为基础，苏培成还提出了汉字的理据性及计算的办法。他认为，现代汉字的意符、音符有理据，记号没有理据。例如，古代汉字里面的“江”“河”，其中的“氵”（水）能够表意，“工”“可”能够表音；到了现代汉字，“氵”（水）还能够表意，是意符，而“工”“可”已经不能表音，变成了记号。“江”“河”在古代汉字中是形声字，在现代汉字中是半意符半记号字。过去常有人说，形声字占汉字90%以上，其实这是依据古代汉字得出的结论。如果从现代汉字着眼，形声字并没有这么多。据统计，在7000个通用字中，形声字有3975个，只占56.7%。

对于繁简字的使用，苏培成认为，现代汉字里三分之一的汉字有繁简两种体式，一般情况下使用简化字，特殊情况下使用繁体字，切忌繁简混用。为防止繁简混用，要按照《简化字总表》的规定，凡是可以类推简化的字一律类推简化。如果把类推的范围限制在《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内，一定会出现繁简混用情况。例如“鷑鸠”（鸟名）都有鸟旁，但一个用繁体，一个用简体，就是繁简混用。

苏培成关于现代汉字学的这些观点让人耳目一新，神清气爽。在学术面前，他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实事求是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令人信服，也令人佩服。

中国语文现代化是在现代化时期进行的语文改革。苏培成在这个舞台上十分活跃，他担任过两届八年（1998—2006）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在苏培成的领导下，学会开展了多项学术活动，出版了多本会议论文集，极大地扩大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影响。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2001年12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语文现代化与汉语拼音方案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陆俭明和苏培成共同负责筹备。来自海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发表了真知灼见。语文现代化领域的老前辈周有光先生在题为《21世纪的华语与华文》的报告中指出，在21世纪，全世界的华人将显著地提高文化，发展才智，重视效率。由此，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汉字将成为定形、定量、规范统一的文字，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便利交流。

苏培成多年从事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不仅学术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学术成果也是可圈可点，尤其是关于语文现代化提出的许多新的观点更令学术界眼界大开。

他认为，语文现代化指的是语文应用的现代化，而不是指的语文本体的现代化。语文现代化并不影响语言的本体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和变化。例如，如果一个人以前只会说方言，现在既会说方言又会说普通话，交际能力有了提高，这就是语文应用的现代化。以前人们通过邮局寄信交换意见，现在改用电子邮件，或者微信，或者QQ，不用纸和笔，这也是语文应用的现代化。三言两语，阐明了语文现代化的含义，澄清了以往模糊的认识。

他把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视为语文工作的两大部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人用语文规范代替语文改革，实际是否定语文改革，妨碍语文生活的发展；有人用语文改革代替语文规范，实际是取消语文规范，妨碍语文交际的顺利进行。这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

有人攻击语文现代化，认为语文现代化是语文生活的倒退，有人甚至主张恢复繁体字，淡化小学汉语拼音教学。苏培成提出，我们每个人都是语文现代化的受益者，语文现代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语文条件。汉语拼音为学习普通话和汉语汉文化的海外传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决不能放松学习。

汉字要不要改为拼音文字，是自“五四”以来激烈争论的大问题。对此，苏培成发表了《汉语拼音化的反思》，认为汉语不适合改用拼音文字。汉字可以区别同音词，而拼音文字很难区分同音词，拼音文字不适合汉语使用。

苏培成关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关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新观点、新思想将继续引导中国语文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立足学术，服务社会

1999年，苏培成从北京大学退休，但并未中断语文工作。他一方面继续研究现代汉字学的种种专题，另一方面转向现代汉字学的推行普及。在本世纪初，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北大中文系联合举办中文专业专科升本科的教学，苏培成承担现代汉字学课程。电大中文专业的学员每届上万人，社会影响面很大。为了适应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他修改补充了《现代汉字学纲要》，于2001年出版了增订本，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汉字学参考资料》。为了上好这门现代汉字学课，中央电大在哈尔滨举办了现代汉字学辅导班，苏培成给全国各地的电大辅导教师详细讲解了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的重点、难点。在这次辅导报告会上，北京市广播电视大学的负责人找到苏培成，邀请他为北京市广播电视大学录制现代汉字学讲座。后来，苏培成录制的十八讲课程视频在北京教育电视台播放了五六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前几年，北京大学开设面向社会的“慕课”（MOOK），苏培成主动提出讲授“现代汉字学”，是课程中少有的年过八旬的老教授。那时，苏培成的老伴儿王立侠去世不久，他用出色的工作寄托对老伴儿的哀思。

苏培成认为，语文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类，就是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在语文改革方面，他研究周有光，继承和发扬了周有光的语文改革精神；在语文规范方面，他对汉语汉字规范标准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文章，呼吁全社会关注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苏培成还参与多项重大语文活动，比如参加了国家语委组织的对四个直辖市的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参加多项语文规范的审订。退休以来，先后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了5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文集，总字数达百万字，对社会用语用字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培成曾担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的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做了大量实际工作。2019年9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办公室致信北京大学，信中说：“贵校苏培成教授受聘担任第二届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对提请全国人大表决前的法律草案就语言文字使用进行审校，对完善法工委立法用语技术规范提出意见建议。苏培成教授对审校工作认真负责，展现专业功底和审校水平，提出的审校意见对提高立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苏培成坚持购买、阅读《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版（现在的《语言文字》版），而且每期都按照顺序编号，完好无缺地保存。这种对语言文字的执着精神，现在的学术界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直到今天，年届85岁的他，每年仍然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不低于二十篇的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大小文章。即便是今年疫情期间，他仍然关注语言生活的热点问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谈谈“加油”和“口罩”的儿化》的文章。

我曾经问苏培成先生，您从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一辈子，发表论文600多篇，发表专著、编辑有关论著近40部。产出这么多成果，您最根本的体会是什么？他语重心长地说：“最根本的体会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克服各种困难，坚守不渝，抵御各种名利的诱惑。我没有别的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串门，平时有空就喜欢坐在书桌前看书写点东西。我不敢说我一辈子对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有什么贡献，但是我一直在努力。现在中华民族正在努力实现伟大的复兴，语言文字是促进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学科。中国的语言文字学要走向世界的前列，国家要努力培养一批有世界眼光、有世界水平的语言文字学家。”

从苏先生的学术生涯及取得的累累硕果看，他正是那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理念的坚定践行者，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领域里众多“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作者：赵贤德，系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