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顾随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就走上了讲坛，一生执教，传道、授业、解惑，整整40个冬春。在大学的讲堂上，他上自《诗经》、楚辞、《论语》《中庸》，中贯魏晋唐宋，一直讲到晚清的王静安，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诚的传承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父亲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相应地也是他师者形象最为光灿、在教坛上最负盛名的时期。弟子们都记得，无论是在燕京还是辅仁，只要顾随老师开讲，那教室座位间的走道上往往坐满了自搬椅凳前来听课的学生，甚至有人还坐在窗台上，热天就站在窗户外。弟子周汝昌曾难抑激情，以艺术化的语言描述着燕京大学课堂上的顾随老师：

　　你不会忘记他那是怎样一种讲授。他讲课不是照本宣科，顾先生上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那不是说我有一点知识告诉你们……顾先生一上台，那是怎样一番气氛、怎样一个境界？那真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师，就像一个好角儿登台……具有那样的魅力。

　　凡曾置身于先生讲座中者，无不神观飞越，臻于高层境界，灵智开通，如坐春风，如聆仙乐……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随先生之声容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

　　弟子叶嘉莹则从自己切身的体会，细密记述着在辅仁大学听顾随老师的讲课：

　　先生讲课则纯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非常难得的好教师。

　　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与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即使是在任教时间较短的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父亲的讲课也有著名专家、学者吴晓铃、柳存仁、邓云乡诸先生的极高评赞。

　　然而时过境迁，后人无缘走进他的讲堂，亲聆他天花飘坠的说法。苍天护佑中国文脉，人世间有奇迹存在！父亲的传法弟子叶嘉莹，自1942年秋走进顾随老师讲授唐宋诗的课堂起，直到1948年3月春离开古都南下结婚，她在辅仁及中大等校，连续听老师的课达六年之久，而且每节课都做了类如记录仪一般详细的文字记录。老师的学问修养、精神境界、讲授艺术，一一记录在弟子的听课笔记上，共笔记本十册，笔记活页近一寸厚。这是中华文化史教育上弥足珍贵的一份历史文献资料。嘉莹先生的同班同学、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说，看这些笔记，“觉得就像录音一样，完全保存了顾先生原来的精神面貌”。

　　这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经过内容一次比一次拓展、文字一次比一次准确的数次整理，方才有了如今我们敢于大言“一字不落、精准全面、原汁原味”地据文献资料整理而成书的学术普及遗著《传学》。

　　手捧两巨册《传学》，回顾近40年来的工作进程，我禁不住心绪难平、感触丛生。

　　整理笔记是嘉莹先生深心筹划、亲自指导的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开启于20世纪80年代，而若回顾其缘起，还要再上推数年。

　　嘉莹先生自1948年离开古都南下结婚，不久即与老师失去了联系。此后时局变化，她辗转飘零，寄居海外。直到1974年，嘉莹先生第一次回国探亲，她说，“30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并向老师呈上自己二三十年来的研读业绩。待她到达北京之后，“始知先生早已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而其著作则已在身后之动乱中全部散失。当时心中之怅悼，殆非言语可喻。遂发愿欲搜集、整理先生之遗作。”这发愿便是日后开启整理老师听课笔记这一工程的缘起。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之时，嘉莹先生于1979年回国讲学，随即着手老师遗著的收集、编订。她本已从加拿大带回了自己留存的老师遗作、遗稿，后又寻访旧日师友，多方搜求、辑录，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有了三四十万字的篇幅。为了扩充、丰实老师第一种遗著的内容，这时她想到自己30多年来随身携带、随时翻阅以汲取滋养的听老师讲课的笔记，于是一个绝佳的方案在她的心里形成了——将这些笔记加以摘录、整理，编订为如同《论语》一样的语录式的说诗之作，那是可以与古代诸多“诗话”“词话”比肩并存的著述，庶可弥补老师遗稿毁损之憾。此著述以老师晚年名号定名为《驼庵诗话》。1982年新春甫过，嘉莹先生再次回国讲学，她自加拿大带回来整整齐齐的八册老师讲诗词的笔记本。这项工程旋即开启。

　　嘉莹先生把我召唤到她北京察院胡同的旧居，要我坐到她身边，郑重地将这些笔记递到我手里，嘱咐我来做这一项辑录整理工作。我第一次见到这些笔记，小心地打开，虔敬地翻看着：一页页，一行行，密密地写满了清秀流利的钢笔繁体小字行草，记录着父亲20世纪40年代讲诗词的内容。我掂得出这些笔记的分量，它不是普通讲堂上师生间的讲与记，它远远超出了师生间的信任与情义，它承接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有着厚重的历史人文的内涵。我也能体味得出，这些笔记中有着嘉莹先生薪火相传、书生报国的拳拳赤子之情。手捧这些笔记，面对嘉莹先生的嘱托，我的内心自是充溢着感奋与激动，但更多的却是忐忑与惶悚。嘉莹先生看出我的不安，也深知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界与学识，她只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之京，我来教你怎么做。”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嘉莹先生真像是教小学生读书写字一样，手把手地对我加以指点。正巧，1982年春学期嘉莹先生在北师大讲唐宋诗。于是，我每周一次去北京听课两天。嘉莹先生每一周都会把一册已经用铅笔勾画标示出了主要观点、重点段落的笔记本交给我，我拿回来认真地阅读、品味，然后逐条把每一段单独抄录在一张稿纸上。下一周，我将摘录出的材料交嘉莹先生审定，她的审定细到补足我不能辨认的草字、改正我誊录中的错别字、疏通个别课堂笔记不可能记得十分流畅的语句。与此同时，她再交给我一册新标示出重点的笔记，并且把上周改订过的部分交给我一起保存。如此往复四个回合，完成了四册笔记的誊录之后，我有了一点进步。

　　八册笔记摘录完毕之后，嘉莹先生布置给我的下一个工作是将全部摘录分成总论之部与分论之部两部分：总论包括本体论、创作论，分论包括作家论、鉴赏论，等等。这项工作我进行得还不算太费劲，因为确定哪一段是讲一个作家、哪一段是鉴赏一篇作品是相对容易的。我只要将这些分论摘出，余下的就属于总论诗之本体与创作了。接下来，嘉莹先生又让我将总论之部与分论之部的所有条目归类为若干组，然后进行顺序之排列。分论之部按时代先后排序，这个我比较迅速地完成了；而总论诗之本体与创作该如何分类，对我这个文学理论为弱项的人来说，确是茫然无头绪，不知如何下手。我坦率地向嘉莹先生表示“我不会”，于是嘉莹先生让我先熟悉内容，考虑哪些是本体论，哪些是方法论，哪些是鉴赏论，然后为我列出了“诗心”“感发作用”“诗的几种境界”“心与物”“诗法与世法”“继承与创新”等十余个小题目，告诉我认真阅读摘录出的每一条，然后分别植入各小标题之下。我明白，这是让我在理解父亲讲课内容的基础上，“对号入座”。经此一番细读、归类、排序，我对父亲的诗学观点、研究方法的理解也多少又前进了一步。我将已分成各十余项的总论之部与分论之部呈交给嘉莹先生之后，她逐类逐条进行了审阅、调整，并排列了总论之部各项之先后顺序，从而完成了“驼庵诗话”的编订。如此即有了七万字的“诗话”底稿，我只需要用繁体字认真誊清抄写。这时，已是1983年的夏天了。1984年初，嘉莹先生再次回国讲学时，将这一份“驼庵诗话”作为“附录”置于老师遗集上编“著述”、下编“创作”之后，编订为一册，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就是1986年1月面世的父亲身后第一种遗集——48万字的《顾随文集》。

　　我实在不曾想到，《驼庵诗话》的编订完成对于整理笔记的工作来说，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诗话”附录于文集印行后，有两家出版社找到我，想要印行精致的“诗话”单行本（由于版权事宜并未付诸实行）。读者的反映则是顾随的学术著作“词说”“揣籥”等，未免阳春白雪，一时难以深入理解和接受。而“诗话”形式的作品，讲论诗词，娓娓而谈，深入浅出，以其亲切打动人，以其精到感染人，以其光彩吸引人。这些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欣慰与鼓励。我知道，父亲的学问在新时代不但没有过时，相反却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多次反复阅读“诗话”之后，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念头——嘉莹先生的笔记多有几册多好。

　　谁知这真不是奢望。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我致信远在温哥华的嘉莹先生，请她把家中其他听课笔记带回来（嘉莹先生1982年时曾对我说，她在加拿大的家里还有一些笔记），我很想继续做整理笔记的工作。当她再次返回南开大学讲学时，一到天津就给我打来电话，真的告诉我她从加拿大又带回了一些笔记。我立刻乘车到了南开大学嘉莹先生住所。她这次交给我的是两册新的笔记，还有厚近一寸的活页笔记。

　　这一次，我比八年前有了进步，可以独立地进行工作了。两册笔记，整理起来问题不大，但那一寸厚的活页笔记前后无序，却要费些工夫。不过，这倒是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不得不先沉下心来认真阅读、学习、熟悉每一页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思考，我竟然将全部活页笔记依内容按顺序先后衔接起来，原来这些活页实是包括了好多个专题——论语、诗经、太白、杜甫、小李杜……因为连贯地读通了笔记所记，这次我以“说诗”“说文”的形式理出了一些单篇的文章：《论语六讲》《文赋十一讲》《论小李杜》《论王静安》等15篇。我又将笔记中较为独立的论“文”的重要观点，依十年前“诗话”的体例编订为一万余字的《驼庵文话》。这十万字说诗词、论古文的文稿，成为1995年《顾随：诗文丛论》的主干篇章。

　　“诗话”“说诗”“说文”“文话”的相继问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父亲的讲论，散发着学术的智慧和灵光，给人很深的启发与教益。读者领略到一位前辈学人在讲台上独有的风采，惊异于他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卓异特立的学术见解、引人入胜的学术阐释。父亲的学术形象，本已随着岁月的年轮渐渐远去，如今，又在后辈学人的心目中日渐明晰。读者呼唤这种新鲜的、极具人生色彩与生命力的讲述能够更多一些。这一册《诗文丛论》在一年之后，即印行了增订的第二版。

　　在这一时期，不同的出版社以不同的组织编排（或择取其中篇章，或与“诗话”组合，或与顾随相关几种原著合编），编订出版了多种不同版本的顾随论诗衡文的著作。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四卷本《顾随全集》，这些内容全部收在第三卷“讲录”卷之中，成为全集中很有分量、备受欢迎的部分。

　　就我而言，整理听课笔记的过程，实是我通过嘉莹先生的记录一步步走进父亲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深处的过程，我感到自己对父亲的学术思想、治学道路、讲课风格，由原来的漫无所知而渐渐有了一些切身的感受，对于父亲，除了浓浓的亲情而外，精神与心灵上更贴近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术思想早已不再凝固、封闭，而是日趋科学与活跃，笔记的整理也有了进一步丰实完满的可能。这时，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两册笔记与一寸厚的活页，我可以整理出15篇完整的文稿和一篇“文话”，而最初那厚厚八大本只是做了一些摘录，其中大部分内容当时并没有完全辑录下来，不知其中还有多少“宝藏”等待开发，我应该对那些笔记重新进行全面的整理，使之成为一部“讲坛实录”性的著作，尽可能完整地将父亲的讲课“原生态”地展示给后辈学人。这样庶可不负当年老师讲授、弟子笔记并珍存的苦心用意。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份极宝贵的文献。我把我的想法向嘉莹先生做了汇报，得到了她的鼓励。

　　时日飞驰，不觉已到2005年。10月末的一天，我接到嘉莹先生自天津打来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她兴奋而亲切的声音：“之京，我听老师课的全部笔记已经由友人从加拿大的寓所都带回来了，你是不是想继续整理？”我高兴极了，马上调整了我在校内所开选修课的时间，两天之后急切地赶到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内的寓所。她第三次郑重地将这些笔记交付到我手里，我又一次感受到这些笔记在手中沉甸甸的分量。

　　在自津至保返程列车的软席车厢里，我小心地打开一册册笔记开始翻阅。我惊奇地发现，虽又经20余年岁月的磨洗，这些笔记不仅没有变得更旧，反而比原来更“新”了——笔记上页页处处都留下了嘉莹先生廿余年来重读笔记的印迹：许多过于潦草或已淡化不清的字迹，被她用黑色水笔一一描清，有的页面被描清的字迹竟有一半以上；有的页面笔记空白处，她加上了简要的按语，记写着重读时的所思所想，或补充，或解析，当然也有质疑。这些就是现在读者在《传学》等书的注释处所看到的“叶嘉莹此处有按语……”

　　然而，由半尺多厚的听课笔记到数十万字的“实录”文稿，其间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要完成这巨大的工作量，更需要整理者清晰的头脑、理性的思维、扎实的专业功底。但我清醒地知道，这些是我力所不达的。所幸的是，这时整理笔记已不再是我一人，而有了女棣高献红这位生力军。以我当时的精力，我主要做的是基础性资料工作，依前时“说诗”“说文”的体式，将第一次八册笔记中大量未曾录下的、第二次活页笔记中少量未曾录下的内容悉数抄录下来，再大体上分成几个专题，略分章节。而梳理内容、整合篇章、标注纲目、搜检资料、校补引文、查勘典故、增补注释，乃至与原整理出的文稿融汇为一，补正当年整理中的疏误……这一切重要工作，则由献红女棣一力担纲。

　　2010年，当这些文稿整理竣事的时候，我与献红一起到南开大学向嘉莹先生汇报。我们珍重地将全部笔记原件奉还给她。这时，我们从她的言语和表情上，读到了她心底的欣悦与宽慰。奉还嘉莹先生全部笔记原件之前，我们将全部笔记做了扫描，留作永久保存的资料，以备后期检校。之后，这些“讲坛实录”文稿分别印行为“感发”“文心”等专书，且收入十卷本《顾随全集》。

　　工作到了这一步，我真的以为可以告一段落了，心底甚至产生了一丝类似历经多次考试终于“毕业”的轻松感。献红女棣清醒地提出，有必要将已印行的全部文稿与嘉莹先生的笔记原件做一番认真的、逐字逐句的对照，以确保文稿的真实、完整、无误。我们的电脑里存有扫描的原件，这一番“收官”的定稿工作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行的。

　　说做就做。自2016年夏日起，在一年有半的时间里，献红用了授课以外的全部时间，在电脑上对着扫描文档一字字、一句句、一行行、一页页、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进行着细密而严格的比照。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全面地通读嘉莹先生的全部笔记“原件”。她这一番工作真是至为重要、不可或缺，发现原来的“定稿”中真有不少缺失：第一，偶有字句甚至段落漏摘；第二，亦有因字迹不清难以辨认而不曾抄录的段落；第三，偶有误识以及遗漏的字句；第四，甚至有因断句与分行上的疏忽而造成的有违讲授原意之处……献红一一作了补充、修正，对原文稿中偶有组织安排不甚科学之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这样的工作细致而艰苦，她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目不转睛地进行着缜密的脑力劳动与“眼力”劳动。当然，其中也有他人难以体会的愉悦与满足。这时，整理研究顾随著作，我们已有了另一位合作者，献红的至交、我的忘年友石蓬勃。献红是很严谨的，每过一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要聚到一起，献红会把她所做的补正，让我和蓬勃再校订一下。我们两个看过以后，总是因这些新材料而为献红的工作生出成就感，而她自己却总是淡然地，觉得“这回可以安心了”。尤其有趣的是，听课笔记中有些草字经过时间的磨洗，早已漫灭模糊，献红一人辨认不出。2018年春夏，每隔几天，我们三人就会一起来“猜”字。

　　补正结束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王炜烨先生多次与我们沟通，进行出版运作策划，建议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顺序，根据内容调整安排章节，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斟酌，建议书名定为《传学：中国文学讲记》。我们将各专题分列为37个部分，依时代前后将“说诗”“说文”统一排列顺序，如此方成就《传学》一书的稿本。这时，献红将电子版文稿打印成纸质版，提出三个人要分别统看一过，目的是核准其中引文、搜检其中误字漏字、发现其中欠流畅的语句，此一道工序完成之后，由七万字的《驼庵诗话》经“顾随讲坛实录”到88万字的《传学》，才能算大“工”告竣，才能完全放心地交付给出版社。我们依此而行，各自通读文稿、校对文字。这样一项工作，我们做起来既不觉得烦琐又不觉得枯燥，这是在学习和享受一位前辈传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做的精深、智慧、灵动的讲授。而在我，捧读之下，往往时空穿越，感到似是坐在父亲膝下聆听他的过庭之训，我对父亲的学问、品格、风度以至人生态度都有了更新、更亲切也更生动的感知，因之更加重了我对他的崇敬与思念。

　　也就是在整理听课笔记的最后阶段，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我又回到了十几岁，父亲站在我面前，一袭浅色长衫，一副黑框眼镜，就是40年代照片上的样子。我走近他的身边，想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让他能抱住我，可是我太低矮了，我的手臂够不着他的双肩，我把头仰起，对父亲说：“爸爸，你可真高呀！”然后，我端来一把小木椅，蹬在上面，双手才能搭上父亲的双肩。我把头偎在父亲的胸前，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父亲的一双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梦醒了，眼泪止不住。即至今我写到这段梦境，依旧忍不住溢出了泪水。

　　请恕我信笔而书，不觉已是溢出题外太远。

　　全部《传学》整理稿的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之后，我们从心底感到了安定与满足。因为，有了手中这一份据嘉莹先生听课笔记整理完成的80余万字的《传学》底本，这回，我们真可以有底气地大言：这册最新版本的内容，完完全全依据着笔记原件，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一字不漏”，庶可一定程度地再现了“传学”者的讲授风采。今后，或许还会发现极个别的误字、漏字，而版本内容不会再有任何一点变动。这是最后的定本。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今后读者如需摘引顾随讲课内容，只以此本为准。即使《顾随全集》再版时，也以此版替换原有的文稿。

　　1948年12月3日，父亲在中法大学讲课。当晚的日记上写有这样的几句话：“回思在中法上课，所讲汉诗（中国古诗——京注）之优点与劣点，亦颇堪自信，惜不能自写语录耳。”

　　父亲不必遗憾，您无须自写语录！您的讲课，岂止这一堂有人笔录！您的传法弟子叶嘉莹跟随您听课六年之久，堂堂都记下了详细的笔记，而且保存了下来。您所传的道、说的法，在您身后的几十年里，已经传播开来，葆有活泼的生命力，足慰您这位“传学”者的在天之灵。

　　正因为如此，我要在这篇算不得文章，实是一份旧事“杂”忆的末尾，将嘉莹先生自述的当年课堂上记笔记的情况、老师讲课非同寻常的价值，以及珍存全套笔记的初心与用心引述如下：

　　顾先生所讲的都是诗歌中的精华，不是表面的知识和文字……我是因为从小在家里读很多旧书，所以听了就都能记录下来，也从来没有感觉到困难。

　　那些笔记都是我现场记下来的……我上课时几乎头也不抬，先生怎么说我就怎样写，我希望一字不落地、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

　　我从北京到南京，然后到上海、台湾，再到美国、加拿大，一路颠簸中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只有顾先生的笔记，没有丢掉。因为我这一辈子没有听过第二个人讲诗能讲得这么好，这是天地之间绝无仅有的，这个笔记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人记。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和人格的提升。

　　“法”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那种灵动的、虚空的、感发的生命。天光云影，水到渠成，完全在于生命、在于灵感、在于启发、在于智慧。顾先生给我的是一把开门的钥匙。老师不希望他的学生完全照搬他，所以他在信中还曾说，他“所望于足下者”，是“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我把笔记记下来，是要得其精神，不是得其形迹。

　　我记下来，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流播和承传。

　　叶嘉莹先生七八十年前的课堂听课笔记与半个多世纪的珍存，正是整理笔记这项工程，最初始、最可宝贵的奠基。（作者：顾之京，系顾随先生之女，河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