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烟票，值不了几个钱，就是我给老局长的过节礼物，请务必收下。”这是浙江省东阳市纪委监委创作的廉政微电影《一张烟票》中的情节。

　　微电影取材于现实。小小的烟票曾一度成为当地请托办事的“敲门砖”、党风政风的“腐蚀剂”，严重侵蚀了地方营商环境、政治生态。

　　一张薄薄的票据，标有香烟类型、数量、可以兑换的门店等信息。在东阳市纪委监委的涉案财物保管室里，有着各式各样的涉案“烟票”。

　　市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匡锦华介绍，这看似不起眼的“烟票”，不仅能兑换成条成箱的香烟，还可以直接折价成千上万元的现金。

　　2019年2月，东阳市纪委监委对市烟草专卖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吴亚军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吴亚军违规开办经营3家烟草零售门市部，不仅从事卷烟零售，还以私自印制、销售、回购“烟票”等方式疯狂敛财。至案发时，从这3家门市部卖出的总计1900多万元“烟票”尚未兑现。

　　吴亚军33岁就担任东阳市烟草局长，曾干出不错的业绩。从2000年开始，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他产生了“既要当官又要发财”的错误观念，走上“靠烟吃烟”的敛财之路。

　　匡锦华告诉记者，吴亚军以妻子龙某的名义成立了特而福公司，并设多个门市部，一手经营香烟，一手倒卖“烟票”牟利。由于其掌握全市香烟配额分配的权力，他的门市部香烟品种齐全，印制的“烟票”兑换方便，备受顾客青睐，产生的收益逐渐超过了香烟销售利润。截至案发，吴亚军共获利7200余万元。

　　“直接送烟太扎眼了，基本上都送不出去，烟票携带方便、隐蔽性强，更容易接受。”吴亚军的营业员经常向顾客推介“烟票”。其他烟店在看到“烟票”中蕴藏的商机后，也跟风效仿。

　　一段时间以来，“烟票”在企业商人和党员干部间流转套现，一些企业、群众办事，都用“烟票”打点关系，助长了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不良风气，严重影响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

　　另外，吴亚军在处置老烟草大楼及新烟草大楼的过程中，接受利益输送，贪污公款。他长期占用烟草公司房屋，甚至让烟草公司职工为其卷烟零售店打工，并且先后挪用公款8400余万元用于私人炒股、偿还贷款以及为自己公司经营性贷款提供担保等用途。

　　2018年8月，因担心问题暴露，吴亚军将特而福公司部分账本烧毁，又将名下的900万元存款和家中的高档白酒、木雕等贵重物品转移到他人家中。

　　接受组织审查后，吴亚军自恃准备充分，要么闭口不答，要么以“想不起来”为由应付了事, 对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竭力狡辩，并以绝食方式对抗。

　　“他非常倔强，认为只要不开口组织就拿他没有办法。”调查人员回忆。吴亚军违纪违法行为时间跨度长达19年，一些关键的证据已灭失、销毁，调查难度非常大。

　　为此，调查组兵分三路。“通过银行协助恢复交易日志，从数千条日志中逐一查找比对吴亚军本人、亲属等关联银行账号，并在银行仓库逐一寻找、翻阅原始凭证，逐步查清其资金流向……”扎实的外围取证，为审查谈话提供有力支持。

　　“组织对我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取得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就算耍尽伎俩，也终究逃不过办案人员的火眼金睛。”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吴亚军终于认罪悔罪。他写出近五千字的忏悔录，深刻剖析其违纪违法的根源。

　　“烟草系统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我长期集党组书记、局长、经理三个职务于一身，受到的诱惑自然很大……一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积极推动烟草专卖行政审批改革。”吴亚军还针对当前烟草公司管理运作中的问题，撰写了《关于整治“烟票”的建议》，希望以案为鉴，进一步规范烟草行业健康发展。

　　吴亚军案发后，东阳市成立由市纪委书记为组长，烟草、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烟票”专项整治行动。并举一反三，对全市国有企业开展专项巡察。

　　整治以来，东阳市开展联合检查30次，突击检查重点卷烟零售店400余家，现场查获已开具未兑付“烟票”367张，查扣违规资金1900余万元，关停取缔卷烟零售店2家、停止供货8家、批评教育40余家，立案查处17人。

　　同时，东阳市监委发放监察建议书，建议市政府收回新烟草大楼产权进行重新处置，并协助召开多部门会商加强跟踪督办，妥善解决13年久拖未决的烟草公司办公场所安置问题，并挽回损失4700余万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代江兵 通讯员 方裕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