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交友方面颇有心得。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如何在芸芸众生中选择至交之人引为人生知己，非常艰难。张习孔在《家训》中说：“吾人防患，首在择交。所交非人，未有不为其所累者。”对于古人来说，如果交友交得好，意气相投，相谈甚欢；如果交友交得不好，就会受友连累，毁及自身。
袁了凡在《训儿俗说》中说：“至于朋友之交，且宜慎择。苟得其人，可以研精性命，可以讲究文墨，可以排难解纷，须要虚己求之，委心待之，勿谓末俗风微，世鲜良友，取人以身，乃是格论。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日常相与，我先以厚施，彼必以厚报。”“又交友之道，以信为主，出言必吐肝胆，谋事必尽忠诚。”袁了凡在家训中对于真正的友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朋友在一起，可以切磋学问，可以排忧解难。东汉年间，作为战国赵国名将廉颇的后裔廉范少有志行，后去京师拜薛汉为师，名重于一时。此时，陇西太守邓融召廉范做功曹，对廉范有知遇之恩。邓融和廉范，于公，是上下级关系；于私，是亲近友朋关系。传统社会，亲近的上下级关系都有儒学传于近人的说法。廉范少不了要从邓融的身教中学习很多内容，邓融亦以亲信对之。
恰逢，邓融被牵涉到一个案子中，廉范知道这个案子非常复杂，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离开，打算用变通的方法来帮助邓融。邓融不知廉范本意，对廉范的离开，非常生气。廉范辗转来到洛阳，改名换姓，请求代理廷尉、狱卒的工作。不久之后，邓融因案子牵绊，被押赴洛阳监狱。在洛阳监狱工作的廉范正好能够服侍邓融。邓融对廉范说：你怎么长得像我以前的一个部下？廉范对邓融说：你是不是神经错乱了啊。廉范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且一直服侍在邓融身边，直到出狱，等到邓融去世的时候，廉范送葬到南阳。所有这一切所为，邓融都不知道。
廉范的授业恩师薛汉因涉朝争而被杀，“故人门生莫敢视”，廉范“独往收敛之”，官吏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当时很生气。皇帝召见廉范：薛汉参与楚王叛乱，你为何不与朝廷同心，却反而为其收尸啊。廉范回答：“臣无状愚戆，以为汉（薛汉）等皆已伏诛，不胜师资之情，罪当万坐。”廉范感恩于薛汉曾经的师生情，是基于薛汉对自己知识的授予，所以有“彼必以厚报”的结果。皇帝由此对他大加赞赏。
张师载在《课子随笔钞》中引用何氏家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必须趣向正当，切磋琢磨，有益于己者，始可日相亲与。若乃邪僻卑污，与夫柔佞不情，拍肩执袂，相诱为非者，慎勿与之交接。”
交友的初衷如果是为了禄位、升迁，作出“邪僻卑污”之事，终会被人发现，遭社会淘汰。南北朝在南朝宋、齐两代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的一位政治人物叫江谧，他人生的志向是当位极人臣的大官，为实现这个目标，不惜在交友方面进行投机。当他还担任县令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南豫州刺史刘彧，“竭力侍奉”，进行投机，等到刘彧登基成为皇帝即历史上的宋明帝，对江谧委以重任，“以为骠骑参军”。江谧的交友“付出”，得到了相应回报。
“性流俗，善趋时利”的江谧在宋明帝的长子刘昱即位后，因刘昱日益昏暴，“朝野咸属意建平王景素”，江谧亦投资刘景素，“深自委结”。结果，刘景素起兵失败，江谧的投资亦告失败。但他性不改俗，继续他的投资事业。此时，他将眼光瞄向了萧道成，“独竭诚归事”。投桃报李，当了南齐皇帝的萧道成，对江谧委以重任，“以谧为长史”，后升迁他为“左户尚书”。然江谧终归德不配位，萧道成没有始终信任他，引起他的记恨。江谧由此鼓动豫章王通过叛乱当皇帝，结果被即位后的齐武帝发现，“诏赐死”。
交友过程中，如果能够秉持取其长处、摒其短处的态度，无疑是最为智慧的交友方式。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说：“吾尝谓取友相观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则思齐，有一不善则当自反，非谓好其善而不知其恶也。”孔齐的观点与颜光敏在交友要取长补短这一点认识上是一致的。颜光敏在《颜氏家训》中说：“百里一贤，犹比肩也，益友盖难言之，顾朋友一伦，必不可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读书修业，必有相为砥砺、问难之人，有缓急则可恃，欲为不善则恐其知，斯友也。”唐代名臣王珪在唐太宗时期为臣的时候，非常注意与贞观名臣进行交友学习。“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与珪同知国政”，如果自命清高，互相看不起对方，一方面交友就会遇到障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朝政秩序的安稳构建。王珪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贞观这些名臣身上的优点，并且积极向这些人学习，评价语言中也不吝惜对他们的赞赏：“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征。”唐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张永明在《张庄僖家训》中说：“与刚直人交，心所畏惮，故言择，行必谨，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与善柔人交，意觉和易，然而言必予赞，过莫予警，积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损孰大焉！故味美多生疾疢，药石可以长年，信夫！”对于刚直直谏之人，要虚心接受他的谏言，这样做有利于科学决策和朝政治理。唐代名臣魏征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向皇帝进谏，赢得唐太宗的信赖，成为股肱之臣。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在于他能够虚心纳谏，听取魏征为代表的谏臣之言。魏征能够当谏臣的潜质在于他“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唐太宗之所以敬重魏征，亦在于魏征能够不留情面地指出朝政的得失，作出有益于朝政的决策。唐太宗嫌弃上疏陈奏的事情过于繁琐，“欲加黜责”。魏征向唐太宗谏言：“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只可恣其陈道，若所言衷，则有益于陛下；若不衷，无损于国家。”唐太宗非常认可魏征的建议。类似这样的进谏比较多且富有成效。唐太宗深刻地指出：“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石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