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肆虐全球。野生动物交易和滥食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重大隐患，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原定今年5月底一审的《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已加快立法进程，上月底提前进行审议。全域常年禁猎，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内容，赫然在列。
其实，国内野生动物保护一直行进在路上，不少人已为此付出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时间回溯到2003年，为了表彰中国科学家汪松在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享誉世界的“爱丁堡科学奖”首次授予亚洲学者。
当年缠上绑腿、背着枪支在大兴安岭雪地里寻找动物并制成标本的汪松，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作为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和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他曾参与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拟定，近些年又多次参加《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研讨会，提出将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入整体框架，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让我们生存的星球因为多姿多彩而生机勃勃。
勇闯林海雪原
汪松幼年就读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母亲的不少亲属都是知识分子，包括南社的柳亚子等老一辈文人，以及域外留学归来的科学家。受此熏陶，汪松很小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锁定为科学家。
1950年，汪松考入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由生物学界前辈贝时璋、董聿茂、谈家祯、张孟闻等著名生物学家创建的浙大生物系，当年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也小有名气。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大理学院全部转入上海复旦大学，汪松后两年的学业便是在那里完成的。他被分配到脊椎动物专业，师承中国生物科学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张孟闻教授。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汪松进入中国科学院刚刚建立的动物研究室（后改为动物研究所）。或许是受了老师张孟闻的影响，汪松选择在寿振黄老先生指导下做哺乳动物学研究。寿老是我国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27年就发表了中国鱼类的第一篇论文（与人合作）和中国鸟类的第一篇论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适逢国家大力倡导发展经济，相关科学研究也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做科研，要求紧密结合为经济服务。调查动物资源，着重开发利用。”汪松回忆，当年东北地区茫茫林海、白雪皑皑，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富，而出口动物毛皮是可以直接换外汇的，所以寿振黄先生就决定领着汪松他们一批青年学子在东北开展哺乳动物的调查。汪松直言，他们那代人很不幸地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原始森林逐渐消亡的过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时鸟兽都快没有地方待了。”
“头几年有一多半时间都在野外，吃的是野菜，行路就是爬山，跟单位或家庭都很少联系。那些地方都是原始森林，只有到了森工局、伐木场才能遇到人，就是到了能通电话的地方，为了节约，也不兴打电话。”考察中，汪松和同事们需要把所有衣服、铺盖卷成行囊背在身上，而且还要分担考察工具，诸如猎枪、弹药、大小捕兽夹子、相机、望远镜、猎刀，外加各类干粮。“运气好的话，偶尔可以请当地老乡帮助搭个帐篷。”
提起猎枪，汪松兴致颇高。原来，当年他们赴野外科考的枪支弹药都归他负责，对于枪型可谓门儿清。有左右双管、上下直立的双管，以及带瞄准镜的三筒猎枪。“最初用的是苏联猎枪，重量大，质量差。1955年我还在上海淮海路旧货店买过猎枪，虽然是二手货，但是名牌。”据他回忆，中科院动物所当时没有专门保管枪支的房间，枪支的柜子就在他的办公室，后来才交保卫处，及至公安局管理。
“当年野外科考苦啊！”他至今都记得这样一幕：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夜里，一行人向长白山天池进发，途中在雪地里铺上油布，再用树枝系上油布一角，地上烧着柴火就入睡了，醒来才发觉雪已覆满全身。为了方便在积雪上面行走，他们需要将树藤弯成圆圈，然后在里面扎上麻绳再绑到腿上，这样才不会深陷雪地而不能自拔。
那几年，在东北茫茫林海的不少角落里，到底留下他们多少足迹，已无从统计。不过，汪松却养成了亲近自然的习惯。“走近大自然，会让人如同找到生命的源头。”如今，但凡有时间，他都不会放过野外考察的机会，他要利用所掌握的知识，为后人再留下些有用的东西。
跟随严师填补学科空白
新中国成立初期，哺乳动物学研究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学科。
1954年初，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有关方面汇报时指出：“旧中国的科学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某些科学部门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或者力量很弱或者全无基础，例如动物学方面没有研究哺乳动物的专家。”
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兽类研究组组长寿振黄的带领下，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事兽类学研究工作的人员，直接或间接多出自他的门下。当年曾随他在东北参加兽类调查的研究技术人员，现在多数已成为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汪松便是他们中的一员。“寿老在中科院是出了名的严师，特别重视通过野外调查和采集工作来培养人才。”汪松说，他们从东北大小兴安岭开始，逐渐扩大到华南、西南、西北，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的偏远地区。期间，汪松组织和参与了多个地区的哺乳动物资源考察和志书的编写，包括1968年国内第一个熊猫保护区四川王朗的科考。
不过，汪松对当年在寿老指导下制作标本记忆尤为深刻。“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事出差大兴安岭考察，被安排在博克图过冬，为的是在那里等着老猎人打猎回来，向他们收购我们需要的动物，回去好制作标本。”剥制兽类标本，不仅要称体重和测量各项外形量度，还包括剥下外皮、除净残肉和油脂、涂防腐剂、填充、缝切口、固定等步骤，有时还要剖检胃内食物碎屑和繁殖器官的情况。即便一分钟不休息，每小时也只能剥制一两个小型兽类标本，很多时候他们都累得直不起腰。“寿老自己年轻时在美国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能文能武，他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汪松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另一项技能，就是收集和订购图书期刊。“那时候了解前沿学问的渠道很有限，现刊和过期的过刊，我们都想方设法补齐。”如今看似平淡无奇的做法，却直接催生了一门新学科。
经过5年的东北兽类资源考察，我国首部哺乳动物专著《东北兽类调查报告》问世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汪松又主持编写了《中国哺乳动物系统检索》，虽因故未及出版，但被东北林业大学作为教材讲义，并被流行病研究部门作为病原体宿主鉴定的工具书，一直沿用至今。作为骨干成员，汪松还参与编撰了《中国经济动物志—兽类卷》《中国哺乳动物图谱》，不但工作量最大，而且内容繁琐。“经过了很多苦难，总算给中国的哺乳动物学研究开了一个头，为日后更多人做了少许铺垫。”汪松说。
从大熊猫开始的国际合作
虽然时隔半个世纪，汪松还记得当时东北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时兴大砍森林大捕鼬，砍伐之后再放火烧山，然后种植苗圃、植红松。1956年，一个中德农业生物考察团到东北和华北地区考察，其中一位哺乳动物领域的权威专家特意跑去小兴安岭看了一圈。三个月考察结束后，当众人都以为这位专家会做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种群生态方面的讲演时，他却大谈起如何保护野生动物。
起初不以为意的汪松后来才想明白，这是旁观者清。“当年，伴随茫茫林海通了火车，运送出大量木材，不少原始森林成了‘光头山’。这些生物学家目睹了我国当时因为发展生产的需要，大面积砍伐原始森林，因此强烈建议中国应该选择性砍伐，留下母树自然更新。显然，他的报告是针对当时看到的现实而作。”正是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让汪松萌生了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念头。
1979年的春天，中国大地处处焕发着新的气息。这一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汪松作为中科院代表，参与了环保部门负责接待的双边会谈。那些年正赶上竹子开花，大熊猫遭灾挨饿。于是，会议间隙谈到合作的保护项目时，汪松提议：“你们的会徽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全世界人民喜爱大熊猫，可是现在因为竹子开花而遭灾，我们何不从它开始呢？”在汪松的建议下，大熊猫保护成为了双方第一个合作项目。
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就这样从零起步，一路前行。也是在1979年，由WWF代表促成，汪松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首次走出国门，参加《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二届大会。回来之后，汪松做了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这个公约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在筹备参加该公约的过程中，不少文本都需要翻译成中文。于国内而言，不少概念性词语都是首次接触。比如“濒危”起初就存在多达十数种译法，最后还是采用了汪松的建议确定下来。
两年后中国正式成为该组织缔约国，国务院指定林业部和中科院分别承担我国履行该公约的管理机构和科学机构，从此，汪松正式转向野生动物的保护研究，担任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一职，主持工作近二十年。其间参与《国家自然保护纲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发起和参与主持《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审；受国家林业部委托主持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制定，协调麋鹿重引回项目、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评估和申报工作等。
如果说，一开始进入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汪松彻彻底底地扎进了野生动物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此次“地球峰会”上，签署了有历史意义的《里约宣言》和两个公约，其中就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是最早批准该公约的6个国家之一。
汪松并不反对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但前提是做到可持续。他举例说，在德国，每年可以狩猎100万只狍子、60万头野猪。野生动物受到严格管理，包括何时狩猎、捕获数量都有清清楚楚的规定，这样便能保证狩猎数量不会破坏种群平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让野生动物在大自然中得到健康的休养生息。”
不过，由于违法猎捕、杀害、买卖野生动物事件不断发生，滥食滥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在国内很多地方依旧存在。2015年初，年逾八旬的汪松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主办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研讨会。他提出，保护野生动物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做全局考虑。“要吸纳政府管理部门、动物学家、法律专家、非政府组织代表共同研讨，提出修改意见，才能保证法律有效运转。”
留住多样生物的基因图谱
回想起工作之初，汪松在寿振黄先生的领导下，先后参与了东北、华北、海南、广西、云南、新疆等地区的哺乳动物资源考察和志书的编写，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那些年里，他很多次在西双版纳的植物园里听到金钱豹、长臂猿此起彼伏的叫声。可是短短几十年，他也亲眼见证了很多物种消失，里面不乏一些还没定名的物种。“野生动物的消失太快了，物种保护重在就地保护，保持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汪松看来，保护野生动物往往并不在个体本身，而更多地在个体背后的整个种群。因为野生动物在环境中的绝大部分行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
20世纪90年代初，汪松开始在中国启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他先后主持编写了《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四卷)》《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三卷）》等书籍，对我国物种现状进行了全面评估，为制定保护对策提供基础性资料。
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都是从野生动物开始，再拓展到植物、生物还有保护地等。汪松曾组织了海峡两岸第一次野生动物交流，还先后参加了5次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由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倡导推出的，当时担任该组织理事的我就把一个正在讨论和酝酿当中的文本递给了外交部。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早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此后，汪松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专家组组长，全面铺开做项目。他制定了7个重要的生物学课题，由于需要大量的科研经费，他同时还为课题争取到了世界银行贷款。
想要在国内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就要先了解国际层面现状。汪松先从IUCN的大量资料里找出两本翻译：《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他又与从事植被生态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的多位学者合力创办了学术期刊《中国生物多样性》，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恢复研究开始步入正轨。
因为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明白物种分类的特征，种群情况等生物学知识，于是在他的推动下建立中国物种信息服务(CSIS)数据库。汪松还推动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的成立，在科学界内和国内有效地推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他先后走访40多个国家，组织和推动了多次国际生物多样性研讨会和论坛，有效促成了国际社会同中国各地区的交流和合作项目。他还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海南电视台等电视媒体上为公众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
在讲述的过程中，翻阅着汪松珍藏的一张张泛黄的照片：那些奇特的动植物和默默保护它们的人交相辉映。地下的根蔓，树上的叶子，落叶虫蝶，飞鸟走兽……在大自然中，有多少美妙的生命。
从40年前初出国门当观察员，到后来出访40多个国家，汪松一路见证了中国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的历程，而他所推崇的保护发展理念，也正在普及到更多人的身边。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人与野生动物“天平”的失衡，究其根源在于人的自然观、生态观。保护生态，既是保护地球，更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只有人类尊重自然界中的各类生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各色生物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王江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