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向英国剑桥大学申请提前考试,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与同胞同仇敌忾;新中国成立,他排除万难回国,多次联合其他科学家向国家建议,促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弥留之际,他捐出10万元给希望工程建小学,是当时希望工程收到数额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人 物 名 片
张文裕(1910年—1992年),美国归侨,祖籍福建泉州惠安,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他生于穷苦家庭,勤奋求学有所成,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E.卢瑟福。抗战爆发,他提前毕业回国,于西南联大教书期间,培养出李政道、杨振宁、唐敖庆等卓越人才。几年后,他赴美继续科研事业,发现μ子原子及其能级间跃迁发射的γ射线,被称为“张原子”和“张辐射”,轰动国际物理学界。1956年,他突破重重阻碍回国,培养出一批我国第一代宇宙射线研究人才,为建成我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作出重大贡献。
1984年,张文裕(左四)回到母校培元中学参加80周年校庆。
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奠基典礼上,邓小平与张文裕(前排左一)交谈。
张文裕、王承书夫妇与杨振宁、邓稼先合影(右起:张文裕、杨振宁、王承书、邓稼先)
培元中学校园内“张文裕科学实验楼”(培元中学供图)
校长教授出手相助 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1910年,张文裕出生于惠安县涂寨镇,父亲张碧泉在涂寨街经营“玉壶天药铺”,母亲汪顺是个勤劳贤惠的农村妇女。他自幼聪颖颇得祖父喜爱,因而有机会念私塾,并在1921年转到惠安时化小学(现惠安县实验小学)就读。
1923年,张文裕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入泉州培元中学。然而不幸接连降临,他的哥哥、姐姐未及成年相继夭折,父亲无力再供他继续学业。中学即将毕业那年,父亲让叔叔到学校找他,谎称其母病危。当他匆匆赶回家里时,才知这是父亲为了骗他回家与家里安排好的“未婚妻”完婚使出的计谋。他坚决不从,趁着没人之际离家出走,跑到崇武镇大岞村一所小学,一边教书赚钱一边自学课程。未曾料到半年后,当他重返学校时,毕业考试已结束。
“拿不到毕业证书,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年少的张文裕苦恼又迷茫。时任培元中学校长的许锡安决定帮他一把。“我认识一位校友谢玉铭教授,是北京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你如果想继续读书,学校给你出具同等学历证明,你再带上我的介绍信去找他,让他帮忙想办法。”许锡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在校方和好友的帮助下,张文裕筹集到70元路费,只身从厦门乘船出发,奔向心中的理想。一路上,他舍不得花钱住舱房,只租了条草席睡在甲板上。谁知因路上耽搁时间太久,等他到燕京大学找到谢玉铭时,却被告知最后的考试期限已过。
“你先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面对着眼前这位千里迢迢来投考的老乡,谢玉铭想起年轻时的自己。谢玉铭一边介绍身无分文的他到皮革厂当学徒打工赚钱,一边积极为他争取补考机会。在谢玉铭的极力协调下,燕京大学单独出题考试,张文裕以优异成绩被破格录取。
求学期间,由于缺少生活费,张文裕常常忍饥挨饿。因为交不起住宿费,他和几个穷同学挤住在宿舍楼顶堆放行李、杂物的小阁楼。为了挣钱读书,他在学校果园干杂活,帮老师改卷子,帮低年级学生补课。暑假,他把铺盖送进当铺换些钱作路费,到内蒙古河套一带的开渠工地打工,维持生活和学业,返校时再到当铺赎回。大四时,尚未毕业的他因学业优异,被提升为助教,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1931年,大学毕业后,他正式留校当助教,并攻读研究生,1933年获硕士学位,次年升任正式教师。
剑桥留学成果斐然 听闻抗战提前回国
1934年,张文裕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名额,获得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机会。次年,他登上赴英的轮船,前往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该实验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E.卢瑟福。其间,张文裕在核物理的三个方面取得不错的成就,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的权威刊物上,引起国际核物理学界很大的反响和重视,也得到了导师的赞许。
1937年7月,在张文裕即将取得博士学位时,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英国后,中国留学生们群情激奋。他立即写信给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求提前回国参加抗战。很快,中英庚款董事会回复张文裕:“回国可以,但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他向剑桥大学研究生院提出提前进行博士考试的要求。1938年春天,他顺利通过考试并获得博士学位。为了回国后能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在等待毕业文凭的几个月里,他自费到德国学习战时祖国急需的专业技术。当年11月,他不辞劳苦跨越重洋,终于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
回国后,张文裕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任教。在昆明期间,他与相恋多年的爱人王承书终成眷属。
赴美研究开辟新领域 排除万难二度回国
1941年,云南一带也陷入战火之中,教学和科研遭到严重威胁。王承书决定摆脱这种难有作为的沉闷生活,在争取到美国奖学金后,只身前往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3年,张文裕也应邀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核物理教学和科研。1947年,他在实验中发现μ子原子及μ子原子能级间跃迁发射的γ射线,突破了卢瑟福-玻尔原子结构模型,开拓奇异原子研究的新领域,获得了重大科研成果,为原子物理学作出巨大贡献。这项新发现,也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张原子”和“张辐射”。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令众多中国在美科学家欢欣鼓舞,纷纷希望早日回国,参与祖国建设,张文裕更是如此。只是国际风云变幻,没过多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在美科学家遭遇的政治气氛骤然变得十分恶劣,不少人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重点监控和调查对象”。作为“全美中国科学家协会”执行主席的张文裕,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其间,为了早日回国,他多次向美当局申请回国执照,均石沉大海。
按照当时的美国法律规定,连续在美国居住满5年就可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美国当地的朋友劝说早已满足条件的张文裕和王承书早点加入美国国籍,避免更多麻烦。“要想申请美国国籍,何须等到现在?我们生为中国人,回国的信念是不会变的。”张文裕坚定地对友人说。
美国对在美中国科学家归国百般阻挠的行为,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愤。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义正辞严地质疑美方。在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1956年,张文裕和王承书终于申请到回国执照。归心似箭的他们匆匆地把汽车、电冰箱等家具送人,整理了行装,带着6岁的儿子张哲登上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谁料当所有的乘客已上船等待起锚时,几名身穿深蓝色制服、自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的彪形大汉气势汹汹地登上船,闯入张文裕和王承书的舱室内,把所有的行李都翻了个底朝天,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后,最终一无所获地下船。其实,预料到美方可能会阻挠,他们早在回国前,就已经将一些科研成果和有关资料,打包成300多个包裹,分批寄回北京。
联名给周总理写信 促建高能粒子加速器
回到北京后,张文裕和王承书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张文裕任宇宙射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并增补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1957年,他提议在云南宇宙线高山实验站增建一台大型云雾室组。云雾室组建成后,开展了一系列宇宙线课题研究,培养了一批我国第一代宇宙线研究人才。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1972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利用该云雾室组观测到宇宙线中一颗重粒子,受到国际核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开天辟地的使者”。至今,该云雾室组仍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条件最好、设备最先进的云雾室组。
1961年,张文裕被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任中国组组长。在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科学家倍受刁难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一个联合研究组坚持进行粒子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成果。
1965年,张文裕结束在苏联的研究回国,开始筹划建设中国的高能粒子加速器。1972年,张文裕与朱洪元、谢家鳞等18位科学家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发展高能物理、建造高能加速器、尽快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建议。很快,周恩来复信表示支持。次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张文裕成为首任所长。
1975年,张文裕等科学家再次向国家提出“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报告。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项重大计划进展缓慢。此后,张文裕等30余位科学家分别于1977年、1980年两次联名上书,希望国家支持高能物理建设。
1981年,张文裕亲自主持高能物理研究基地建设调整方案的论证,为敲定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了关键作用。1984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工程正式动工。此时的他,身体状态早已大不如前,不过听闻这一消息时仍十分激动。在工程施工期间,他戴上助听器,拄着拐杖参加工程问题讨论会;为了及时了解工程进度,他多次坐着轮椅到加速器储存环坠道,了解工程的进展……
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顺利建成。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光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投入运行后,成为国际上在相同能区稳定运行、产生数据量最大的实验设施,取得一系列国际公认的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在国际上备受瞩目。
悉心培养后生人才 两名学生获诺贝尔奖
在专注科研的同时,张文裕十分爱护学生、后辈,热心帮助他们成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他早年在燕京大学当助教时,教授的学生中有一位卢鹤绂后来成为著名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核能之父”。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张文裕为助教和研究生开了一门耳目一新的课程——天然放射性和原子核物理。这门课程很受欢迎,听课者不少后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如后来选择核物理研究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以及后来成为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唐敖庆等人。
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时,张文裕继续悉心培养后生人才,通过各种方式促进他们成长。他利用自己早年在国外积累的人脉和关系,选派数批访问学者去欧美各国留学交流,为我国高能物理学科的发展培养人才,其中就有唐孝威、李惕碚、章乃森等一批院士专家优秀人才。对于年轻科研人员的新观点、新设想,他都给予热情鼓励和积极指导,鼓励他们在科研工作中勇敢探索,善于总结。凡写成专著,他都热情为他们写序言。
“他笑容可掬,总是谦恭有礼,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就很多方面而言,他更像是我的‘父亲’。”张文裕在美国普渡大学时的学生、如今已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L.格罗金斯满怀深情地回忆自己的恩师。
情系母校牵挂乡亲 积蓄捐助希望工程
1984年,张文裕应培元中学邀请,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参加母校80周年校庆。“他对母校的感情很深,说如果没有母校的培养,就没有他的今天。”据时任培元中学校长、现已79岁的许碧茵回忆,当时学校派老师到北京邀请张文裕时,他十分高兴地一口应承。校庆那天,他应约而至,为母校学子们作了题为《成长之路在于脚下》的报告,勉励同学们要勤奋苦读,日后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临走前他万般不舍,七十几岁的老人家掉了眼泪。”许碧茵动情地说。
当时,趁着回乡的几天时间,张文裕还到自己的另一所母校——惠安县实验小学,在以前就读过的教室留影,与同行者回忆自己童年艰苦的求学时光。“他是学校的骄傲和荣光。他的奋斗历程、感人事迹和突出贡献,极具教育意义和学习价值。”惠安县实验小学校长龚国琛说,2013年学校专门为张文裕塑像,向全校师生介绍他的事迹。2015年至今,学校把争创“张文裕先锋中队”作为每年重要的德育活动,号召同学们学习张文裕热爱祖国、献身科学、无私奉献、诲人不倦的崇高品德。
由于自己青少年时期艰难的求学经历,张文裕对希望工程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感受和理解。生前他就多次表示,要将毕生积蓄都捐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1992年11月,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他与夫人王承书共同约定,不为儿孙留任何遗产并立下遗嘱:将自己的书籍和科研资料捐给高能物理研究所;捐10万元给西藏贫困地区建一所小学(后被命名为“文裕希望小学”);捐3万元给中学母校培元中学,用于奖励优秀学子(学校感念他的无私奉献,将建成的一座科学楼命名为“张文裕科学实验楼”);余下的存款和利息2万元全部交了党费。据悉,张文裕的捐款是当时希望工程收到的国内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我伯公虽然常年在外,但却十分孝顺,经常会给家里的父母兄弟寄钱寄物。”张文裕侄孙张华昆介绍,自己年轻时听闻张文裕的事迹,深受感动且备受鼓舞。也正是这种油然而生的正义感,1996年张华昆在乘车途中发现两名彪形大汉在车上盗窃作案后,独自奋勇与其中一名歹徒搏斗英勇负伤,被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如今,受到张文裕精神的感染,他的后辈中人才辈出,共有16名大学本科生、硕士、博士,其中在物理、机械行业工作的就有10人。
专家点评
■谢小建(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会长)
泉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仅有巨商大贾,也不乏科技名人。张文裕就是科技界的佼佼者。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高能物理学家,早在1935年就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的弟子,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1943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巴尔摩实验室任研究教授。
按常理,张文裕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发展,也完全有希望成为核物理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可是,当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科技人才之时,他主动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到祖国,从事核物理和宇宙线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
在张文裕的心中,学成只为报效祖国,祖国的利益至高无上。他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他领衔18位科学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议,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顺利建造打下了基础。他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在科学上取得的卓越成果,获得了国内外科学界的尊敬和爱戴。
张文裕在事业上高标准严要求,在生活中却十分节俭朴素。他和夫人王承书都是中科院院士,但在这个“双院士”家里却找不出一件高档的家具。夫妻还不给儿孙留任何遗产,把一生积蓄全部捐出。老一辈科学家的报国情怀和高风亮节,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