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只占福建省1/200的土地，创造出1/16的GDP，并连续24年领跑全省县域经济；
开创的各种“第一”数不胜数，仅2002年以来，就承担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30项；
改革开放40年来，创造经验无数——这就是晋江。
晋江市安海镇一景。－人民视觉
在晋江举行的国际鞋博会上，客商云集。－人民视觉
岁月不会平白静好
背后有人遮风挡雨
每次遇到坎时，晋江干部总是及时站出来，既严肃整顿市场规范秩序，又积极帮助企业家树立市场经济法治意识，同时主动寻找政策空间。“只要有利于发展，我们就试；错了，大不了再改回来”
眼前的陈永恩，早已须发皆白。可提起33年前的那个早上，他却仍觉得恍如昨日，唏嘘不已。
1985年的晋江，风云变幻，时晴时阴。那天早上8点半，时任晋江县（1992年撤县设市）安海镇党委书记的陈永恩打好背包，和镇长一起走出办公楼——因为批建了一块盐碱滩办工业园，两人被停职。
全镇唯一的一辆二手皇冠轿车，缓缓滑停。关上门，老陈皱了下眉，问开车人：“小许，你为什么要亲自来送我们？”
“我得知道你们去哪，下回去看你们的时候，我得能找到你们。”
老陈口中的小许，便是恒安集团现任董事局副主席许连捷。
地处福建沿海的晋江，自古人多地少。为谋生路，闯海下洋，十户九侨，晋江人性格中浸润着海洋的壮阔与无畏。为生存而搏命，几乎是生之本能。一次次被抓被批斗，但又一次次重新提篮叫卖，是第一代晋江商人都有过的经历。直到1978年12月中下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春风拂来。
“今后要下金子了。”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小许意味深长地告诉父亲，这一年他25岁。
果然，1980年，晋江县委在福建第一个出台“五个允许”的红头文件，即允许集资办企、雇工、股金分红、价格随行就市、供销人员按供销额提取业务费。1981年初，项南同志受命到福建任省委常务书记，更是让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依靠“三闲”（闲人、闲房、闲钱）优势，家庭工厂在晋江遍地开花。至1984年，晋江已有乡镇企业3968家。其中，陈埭镇在福建第一个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亿元，被项南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
12岁就沿街贩卖的许连捷，此时更是不甘人后。1984年，他找到刚来安海镇工作的陈永恩，提出要办个合资的卫生巾厂，“你要不支持，我就去深圳办。”早年的安海，是晋江第一工业大镇，但企业多为国有或集体性质，效益不佳。其实用不着“逼宫”，镇党委和镇政府有个更大胆的设想，老陈来之前也有念头，“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审批企业，当时还有一批人也提出要建企业，我们就想干脆统计一下，一次性向上级申请。”一摸底，总共28家。在福州熬了整整一周，盖了“数也数不清的章”，总算获批。
转过年，恒安的3条生产线已经填满镇里提供的厂房。“你给我30亩地，我再办4个厂。”许连捷的这个要求，有点“出格”了。“当时都是用闲置民房厂房办厂，哪有什么给地的政策？”镇党委班子开了几次会，决定对一片草木不生的盐碱滩进行填土改造，搞全省第一个工业园，把镇上的企业全部迁过来。
谁知，这边刚一动工，那边通知就下来了——老陈和镇长双双停职、到泉州上学习班。“我们当时做好了被判刑的准备，所以连夜开班子会，直到凌晨2点。”
老陈和镇长的心悬着，可他们却不知道，此时还有一个人也正急火火往泉州赶。他就是时任晋江县委副书记的尤垂镇，“要作检查，也得我来作。”
时任泉州地委书记张明俊听尤垂镇说完经过，转身对进门“报到”的老陈二人一顿痛批。老陈低头听着，心里嘀咕：我倒也想先申请报批，可谁知道找哪个部门啊？
“但是……”这俩字从张明俊嘴里一蹦出来，办公室里的空气立刻和缓下来，“批评归批评，工作还得做。地既然是填出来的，给就给了吧。”
风雨有人扛，改革不停步。
此后，每次遇到坎时，晋江干部总是及时站出来，既严肃整顿市场规范秩序，又积极帮助这些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企业家树立市场经济法治意识，同时主动寻找政策空间。“只要有利于发展，我们就试；错了，大不了再改回来。”类似恒安这样的晋江企业的发展故事，三天三夜讲不完；敢于担当的晋江干部作风，也是一代接着一代传。
老陈再次与许连捷接触是在1991年，那时他已是县委常委。为完成晋江机场建设自筹资金，老陈第一次主动登门恒安劝捐。听完来意，许连捷问：“要多少？”老陈试探着答：“50万。”“太少了吧？”“那就100万？”“还少吧？”“最多的一位海外华侨，捐了280万。”“好，我和公司管理层商量一下，明天答复你。”第二天，恒安打来288万元。
那一次，安海镇总捐款额超过1000万元，晋江海内外总捐款额超过1亿元。2002年，晋江市慈善总会成立，许连捷任会长。截至目前，总会纳捐超过30亿元。
你为我挡住狂风暴雨，我为你迎来春色满园。
2016年底，化解金融风险战役在晋江打响，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担任“全市企业风险防控领导小组”组长，一方面严厉打逃追赃，一方面帮助一批“有订单、有专利、有潜力”却因扩张过快造成资金链吃紧的龙头企业渡过难关。截至去年底，晋江累计化解企业不良贷款115亿元，让一批企业解链重生。
赢的时候不骄傲
输的时候有风度
市场才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翻脸就把最残酷的一面甩给你看。咬牙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关于晋江的新故事再次被历史记录下来，“‘晋江经验’不过时，紧抓实体依旧是我们的制胜法宝”
世纪交替的晋江，转瞬输赢，挥手一笑。
1998年，已近退休的胡诚初随夫人回晋江探亲。结果15天的探亲假中，胡诚初有10天被利郎集团的王氏三兄弟“缠住不放”，甚至假期结束后又被追至上海。如此穷追不舍，就为一件事：聘他当利郎集团副总裁。老胡当过军医，转业后曾两次使濒临破产的国企“起死回生”。此时的利郎，正急需这样一位“良医”，救公司于危亡。
靠着一针一线走南闯北，大批“洗脚上岸”的晋江农民办起众多服装企业，利郎便是其中一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巨火再加天时之赐，企业发展果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1998年，呼啸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平静，急剧发展背后的家族化管理模式痼疾暴露：学习模仿能力超强，却也日益陷入同质化竞争泥潭；代工贴牌虽然不愁市场，却也只能屈身价值链最底端，根本没讨价还价资格。
市场才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翻脸就把最残酷的一面甩给你看：库存暴增。翻开报表：全年销售额才1200万元，库存货值竟达880万元；全国直营零售店只剩8家苦苦支撑。“心软拿不得手术刀”，老胡就一个条件——把清理库存的权力交给他。公司总裁王良星含泪掏出了钥匙。当时，闽北发生特大洪灾，在胡诚初建议下，利郎将大量库存捐赠给灾区，既解当地之急又由此赢得市场好口碑。
同样是这一年，在晋江市委和市政府引导下，恒安集团率先完成从家族式企业向股份制企业的改革，而且还成为全市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光堵住跑冒滴漏，都远胜过多交的税收。”许连捷用自身实践，为晋江民企又一次树起标杆。
咬牙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利郎第二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不过，这一年最先迎来新世纪曙光的却是另一批晋江“新锐”——他们市场嗅觉灵敏、目光跳出一隅，感受到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体系所带来的震动。以安踏为代表的晋江体育鞋板块，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市场开拓冲击波。
“没有打不开的市场，只有放不开的观念！”2001年，在当时中国服装市场仍然以“男装、女装、童装”来划分目录时，王良星灵光乍现，告诉老胡，“我想到了一个新名词——商务男装。”当一句“简约不简单”的广告语唤起消费者共鸣时，当北京服装展上众多分销商为争夺代理权而吵闹不休时，又一个关于晋江现象的故事被历史记录了下来。
晋江现象，绝非偶然，它的背后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规律？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第七次深入晋江调研，之后他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晋江现象作出了精辟解读，这成为“晋江经验”的核心内容。
实践推动了理论，理论又进一步指导实践。“只有夕阳的技术、没有夕阳的产业”“没有破产的行业、只有破产的企业”“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只有掌握不到核心价值的产品”……在“晋江经验”的指引下，晋江市委和市政府再次明晰改革方向：从优惠单个企业转向引导产业变革，从保障外部要素供给转向推动企业内部升级。于是，当2008年又一场更为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利郎早已从商海兴波中的“差点打翻”变成了“涛头弄潮”。
利郎之后一路高歌，而且和很多成功的晋江民企一样，从此心无旁骛地深耕实业，在由他们一手细分出来的男装市场中，从生产向设计转型，从创新向创意转型。组建自己的面料研究院、设立创新设计中心、更新智能化设备生产工艺……2007年，利郎成为亚洲第一个登上米兰国际时装周的服装企业；2009年，利郎又成为内地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男装品牌；2018年，利郎全国直营店铺超过3500家。
2011年4月29日，福建省召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地点安排在晋江。时任省委书记孙春兰讲话开宗明义：会之所以放在晋江开，就因为晋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样本，要深入学习“晋江经验”，深刻领会“晋江经验”的精神实质，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再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同年，“晋江经验”首次写进福建省党代会文件。
“‘晋江经验’不过时，紧抓实体依旧是我们的制胜法宝。”2017年底，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在集团上市10周年之际，豪气冲天地表示：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在上至省委下至市委的支持下，安踏连续收购、入股多个国际品牌，连续3年营销收入突破百亿元。
截至2017年底，晋江上市公司达到46家，获中国驰名商标42件、马德里国际商标310件；产值超亿元企业822家，民营企业超过5万家；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超过3亿元；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值、税收和就业岗位都占全市的95%以上。
拼到无力不放弃
赢到无敌赢自己
产业在转型，城市在转型。转型苦，转型痛，可不转就闯不出一条新生路。在晋江打拼、成长、安家，风雨之后见彩虹，粟琼告诉自己，“没错，这就是我要的诗和远方”
2005年春节刚过，站在百宏集团崭新的工厂门口，已经来晋江打工整整10年的粟琼告诉自己，“没错，这就是我要的诗和远方。”这位土家族姑娘，老家在重庆市酉阳县，凭着刻苦好学逐渐成长为班组长，而且还收获了爱情与家庭。
一路走来，她待过的龙湖镇各家企业都像亲人一样待她：一结婚就提供免费的夫妻房，一怀孕就帮助办理生育体检，一到孩子入幼入学年龄就张罗登记报名，还有车接车送。甚至，父母从老家来看他们，企业也负责食宿。“什么事都不用我们操心，如今光我自己的亲戚就有四五十人在这里的企业工作。”粟琼说。
粟琼来到百宏集团，感受到了一股时时不断创新、年年不断升级的变革浪潮。在这个福建规模最大的差别化化纤生产基地，她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不断成长，一路做到了车间主任。然而又一个10年后，粟琼碰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危机，也让她第一次产生了辞职的念头。
随着鞋服行业的危机渐次波及上游的纺织行业，百宏集团也开始感受到转型倒逼的“寒风”。为此，从2013年起，百宏集团就着手进行自动化智能改造。然而改造项目推进异常艰难，员工们普遍难以适应陌生的液晶仪表键盘、机器人操控。而且“机器换工”期间，产量质量既不能降低，员工们还要学习上工两不耽误。在安装调试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的C区车间，连续两任车间主任因不堪压力先后辞职。2015年11月23日，粟琼临危受命。当初接受培训的多个班组长和员工只剩下最后一名班长还在支撑，而粟琼本人也只能跟新招进来的员工一起现场学习……
面对眼前一堆仿佛火星文一样的数据、说明，耳边员工们一声声接连不断的抱怨，作为车间主任的粟琼不能也不敢喊出一个“苦”字。连续大半年时间，她和工人们每天都连轴转12个小时。累得一到家倒头就睡，但闹钟一响又第一个赶到车间……可各种麻烦故障仍然层出不穷，“我当时真的也想辞职了，可老板为了给我们打气，现场指导甚至亲自打饭送到车间。”
如今，2万多平方米的纺丝车间内，20条自动络筒机生产线、2条自动包装线，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原本64人的车间减工到21人、产品不良率下降2/3、能耗减少1/5……
2018年7月27日，由中国纺织机械协会总工程师祝宪民等5位专家组成的验收组，根据《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验收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一致通过了百宏集团“涤纶长丝熔体直纺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项目的验收，这也是全国纺织行业内通过的第一个智能制造专项验收项目。
今年初，粟琼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仅如此，她家里也有喜事：大女儿去年以高出一本线70多分的成绩，考取家乡的重庆邮电大学；小儿子学习成绩虽然出现波动，但调整后重归学霸本色，“是这座城市给了我们一家两代人新的生活梦想。”
变革，不仅仅发生在行业企业。在“全国新型城镇试点改革”的探索中，晋江也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腾笼换鸟之阵痛。
2011年6月任磁灶镇镇长的黄延艺，本来在中学当老师，只因一周要值4天班无法照料刚出生的女儿，1992年才调至机关单位。没想到，更招致女儿责怪：换了地方，一整月都见不到。当了镇长的黄延艺，不仅不能陪伴女儿高考，还曾打着点滴、把女儿叫来办公室陪自己加班到深夜。
可能怎么办呢？有着1700年历史的磁灶镇，本是晋江历史上第二个亿元镇。靠着“家家冒烟、户户点火”的传统建筑陶瓷产业，全镇最高峰时办起700多家陶瓷厂。几经改造，虽然铁皮烟囱全无、燃煤全改成水煤气，但转型压力还在加码：磁灶镇成为“全市产业转型试点”，水煤气需再进一步改为天然气。
产业在转型、城市在转型。转型苦，转型痛，可不转就闯不出一条新生路。
2016年，升任镇党委书记的黄延艺，也在让磁灶镇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磁灶磁灶，做瓷的过万、卖瓷的上千。要改天然气，成本高得相当于“一年把1辆奔驰烧进灶里”。可不改，水煤气流出的酚水，让流经的九十九溪天天红得吓人；漫天的粉尘，让磁灶的龙眼树只开花不结果。黄延艺咬着牙一家一家企业做工作，又一家一家叫来镇里，在办公楼前立块大黑板，“签字画押”就地改正。
可刚改完，气又不够用了，得扩容。结果政策也跟着“扩容”了，允许部分企业用水煤气。“好不容易才开个好头，这一松口还不白费了所有力气。”黄延艺找到陶瓷商会，坚持当地企业朝前看、坚决不走回头路。
2018年4月1日，首届中国（晋江）家装建材博览会在磁灶正式开幕。千年古镇，只留下70多家上规模、工艺新、有专利的陶瓷企业，但已腾笼换鸟，浴火重生。相比刚来当镇长时，去年磁灶镇财税总量增长了2.5倍。不仅如此，九十九溪白鹭重回，百年龙眼再次结果。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晋江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作出批示：“眼睛不要只盯在大城市，中国更宜多发展中小城市及城镇。”
2016年，晋江又提出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市”“国家园林城市”，一个个新头衔，标志着晋江还在全面发展的道路上步步求索。
“所有奇迹般的成果都是从一棵大树上长出来的，那就是‘晋江经验’。”刘文儒对记者说。